阿里事件背后的残酷真相

阿里事件背后的残酷真相
2021年08月17日 22:15 三公子的事务所
▲▲火爆小号▲▲以防失联

走出大学校门,苏静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名为“时尚生活周刊”的报社做记者。

她很快发现,报社的主编汪显声是个十足的渣男,同事金丽丽长期处于主编的淫威之下,单位的其他女同事也对其忌惮三分。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苏静还发现,职场性骚扰似乎无处不在,由此引起的性侵案层出不穷:

就连她的律师朋友斯道兰的妻子,也是一位曾被教练强暴的受害者。

在报社里,汪显声开始打起了苏静的主意,除了工作上的支持,还时不时约她吃饭,甚至以帮助办理住房公积金的名义接近她。

年轻漂亮的苏静,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

一天夜里,她被汪主编以递交公积金申请表为由,叫来了到了办公室。她在无意间看到了汪的电脑里,有一把手枪正对着自己的照片。

苏静成了下一个猎物。在恐惧中缓过神来后,她决定联合金丽丽,搜集汪显声性侵女同事的证据。

经过不懈努力,二人最终将恶魔告上了法庭,把他送进了牢房。

这是2003年首播的电视剧《女人不再沉默》里的故事:

讲述了职场女性从开始受到性骚扰的忍气吞声,到最后毅然决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心路历程。

据说,电视剧播出之后,全国各地法院受理的性侵案子多了一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反击职场性骚扰。

十八年后的今天,阿里巴巴的一名普通女职工,在出差途中饮酒过后,先后被自己的上司和客户强制猥亵。

她向公司求助得不到理想的回应与支援后,最终通过网络举报的手段惊动了舆论。

01

七夕那天,济南警方公布了阿里巴巴事件的调查进展。

主体事实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反转:

阿里的王某和华联的张某,都存在强制猥亵的违法行为。

阿里女职工的遭,将热门羞于启齿的职场性骚扰话题再度拉回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人们对职场女性人身安全的焦虑。

这种焦虑,不仅仅是在中国,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存着这样的情况。

在日本,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就连拥有着记者身份的伊藤诗织也逃脱了不了被日本新闻界大佬山口敬之的性侵。

不如不是记者的经历和勇气,经过4年的搜证把人渣送进监狱,可能没人会知道日本新闻界的这桩丑闻。

在台湾,也时不时爆出性侵的丑闻。2020年4月,台湾金马奖导演钮承泽,因为性侵自己的女助理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

今年三八妇女节,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发布了“女性职场性骚扰网络大调查”,结果显示,43%的受访者曾遭遇职场性骚扰。

其中:

肢体碰触如拍臀、袭胸、拥抱和强吻成为了最常见的骚扰方式。

在性这件事情上,大多数男人都是“普信男”,那么普通但总是那么自信。有时候来自女性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礼貌微笑,都能让男方想入非非。

而在职场上,性骚扰还往往伴夹杂着权力的倾轧:

权力改变人的行为,不仅能解释某些管理者贪婪或不正常的行为,还能解释为何有权力的人更容易实施性骚扰。

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的调查也显示,在职场性骚扰事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关系为“上司和员工”的占41.7%。

其中:

行为为职场最高负责人就占了13.8%。

权力的介入,让职场中的性骚扰更容易发生、更容易升级为强制猥亵乃至性侵。

同样如此,也是权力的介入,让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的反抗与维权变得更加难上加难。

这也成了众多女性在遭遇职场性骚扰时更加缺乏勇气的重要因素。

02

2001年7月,西安。

一家国有企业的办公室内勤童女士,以性骚扰为由,一纸诉状将公司的总经理告上了法庭。

童女士在诉状里说,从1994年起,经理就经常以调岗位、换部门为诱饵,赢得她的好感并接近她,有时还在办公室里对她动手动脚。

在遭遇多次拒绝后,经理仍未收敛,反而要她一起开房。

多次碰壁之后,这位总经理终于变了脸色,在工作中处处对刁难童女士,甚至无故扣发她的奖金和福利。

当年10月案子进入庭审。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这桩诉讼案低调地开庭,法院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后,法院认定由于没有出示足够证据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存在,驳回了起诉。

尽管如此,在媒体的关注下,该案子仍然成为了那一年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

也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例正式立案审理的性骚扰案,拉开了女性通过法律维权的大幕。

从2001年底到2003年,中国的性骚扰诉讼案、准备提起诉讼的案件以及向上级举报、向媒体公开的案件空前增多。

但因为法律依据的缺失和性骚扰的取证之难,绝大多数案子要么以败诉告终,要么中途在庭外和解。

直到2003年9月,也就是《女人不再沉默》首播半年之后。

武汉市某私立学校的一位何姓英语老师,将教研室的副主任告上了法庭,控诉他对自己进行性骚扰。

何老师说,2001年学校组织教师外出春游,教研室副主任在当晚11时多尾随到她的房间,强行亲吻并抚摸她隐私部位。

从那以后,副主任经常趁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对她进行骚扰,并给她发黄色短信。

在丈夫的支持下,何老师一开始试图通过向学校反映,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学校的调查结论认为副主任的行为只是“举止失当”。

轻描淡写的调查结果让何老师感到悲愤,她和丈夫一起,将自己的诉求诉诸于法庭。

经过不公开审理,法院最终裁定,副主任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赔礼道歉。

这是全国首例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

从西安的童女士举起反性骚扰的大旗,到何老师赢得了新中国首例性骚扰案的胜利,它反映了反击职场性骚扰艰难的历史进程。

03

2016年12月7日,一名网友在微博曝光“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某业务线副总经理欲潜规则女下属”。

该网友举报称,遭到拒绝后,男领导便以辞退相威胁。

事件发酵后,公司对关某某进行了处理,勒令其停职检讨,停发季度奖金。

2019年,西安思源学女教师通过网络举报其主管领导黄天录性侵自己后,引发媒体争相关注。

不久,黄天录被学校开除,并遭到了警方的调查。

近几年来,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是,面对职场性骚扰和性侵,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了出来,但都不是直接诉诸法律手段或者向雇主投诉。

而是通过网络举报或媒体曝光的方式来维权。

但这种反击方式也在不断走向偏锋。

2020年5月开始,深圳某协会员工张女士被迫与协会领导保持上了不正当的关系,还曾因为遭到被辞退的威胁而与之发生了关系。

从协会离职后,张女士仍多次遭遇前领导的骚扰。2021年2月份,张女士在公众号进行实名举报。

在举报内容中,她详细列举了被自己被侵犯的细节,却有意隐瞒了自己多次索要钱财或者要求换工作的诉求。

同样,在这次的阿里巴巴强制猥亵案中,举报人网上举报的内容也与警方通报的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比如,举报人在8000字的自诉文中称,自己是被公司领导王某强制出差,但警方这边的通报中说他们调阅了所有有关电子记录,并未发现有任何强制行为。

再有,举报人声称自己被劝酒灌醉从而失去了意识;但警方经过多方的走访、调查后证实,当晚庆祝宴上,不存在劝酒的行为。

该案更诡异之处在于,在举报内容中,受害人只提到了自己上司在喝醉当晚侵犯了自己,却对第二天一大早,“客户张某猥亵自己,且拿走了自己内裤的事情”间断性失忆,只字未提。

从第一次举报,到济南警方通报案情,只有几天的时间。从效率上来说,女主选择公开举报是成功的。

阿里巴巴这家明星企业为该案带来了流量和关注度;“劝酒”、“强制出差”这些充满冲突的造词让该案更具有传播度和煽动性;选最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而隐藏对自己不利的细节能更好地获得舆论的支持。

但是,面对职场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我们不能指望每一次都靠网络和舆论的力量来解决问题。

这一次发生在阿里,下次如果发生在不知名的小企业,未必能得到足够的关注。

如果每个受害者,都习惯性地利用人性和传播规律,通过撒谎和隐瞒的方式来谋求利益最大化,那么终有一天,再强大的互联网和自媒体也会疲劳。

到那时,任何的呐喊都成了“狼来了”。

04

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它在国家法律层面首次对性骚扰进行了明确界定。

《民法典》采用列举+开放式规定对性骚扰的情形和范围做出了界定,明确了其构成要件为“违背意愿+他人+语言、文字、图片、肢体行为等方式”。

它还从法律层面规定了用人单位在防止和处置职场性骚扰中的义务和责任:

拓宽了性骚扰受害人的救济途径,也提醒用人单位必须积极防止职场性骚扰。

今年3月,上海某公司女职工把经常用低俗短信骚扰自己的男同事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8000余元。

这是《民法典》实施后,上海首例职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期待更多的人,在面对职场性骚扰和性侵犯时,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而不仅仅是寄希望于网络力量的庇佑。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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