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篇起，我们学习南宋的书法史。
时代背景
靖康二年，即1127年，宋徽宗、钦宗父子被金人掳去，北宋至此灭亡。徽宗之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即南宋之始。
南宋朝廷在金兵势如破竹的金后逼迫下持续南迁，最后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这就是后来宋人林升写诗说“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来源。有意思的是，南宋官方也一直称杭州为“行在”，也就是皇帝的驻跸之所（读唐诗时我们在杜甫诗里常见到“行在”这个词），但直到南宋覆亡，宋皇室也未能迁回旧京汴京。南宋就在这半壁江山上苦苦支撑了一百五十年。
（宋廷南迁路线图）
神州的板荡，使文明遭到了重创。皇室百余年的积聚尽数为金国掠夺。要知道，这时的书法刚刚繁荣不到五十年。书法关乎国运，这决定了它再难恢复昔日的辉煌。
南宋前期书法的代表人物，都是在南北交替之际活跃在书坛上的。他们饱经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进渡之后，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和收藏 ，而且失去了研习书法的条件和氛围。
最为可悲的，是他们书法进取精神的失落，南宋初期的书坛，复古和因循之风蔓延。
复古的代表人物，是吴说和赵构。
吴说
吴说（约1092-约1170，生卒均不详），字傅明，号练塘，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渡后曾任转运使、知信州，终主管崇道观。
（吴说画像）
吴说是王安石好友王令的外孙，与荆公吴夫人为亲戚。蔡卞又为王安石婿，因此吴、蔡间也有裙带关系。他的书法家学渊源，其父师礼“工翰墨，帝（徽宗）尝访以字学，对曰：‘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对。’闻者奖其得体。”吴氏又富于收藏，但却是发“国难财”所得。
这份“国难财”来源于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其夫赵明诚死后的第三年（绍兴元年），她逃难至会稽时遭窃，书画砚墨五麓失去，“今知尽为吴说传运使贱价得之”。
因此，大金石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的金石及墨迹资料，有较大部分落入吴说手中。这件事可由《兰亭考》所录吴说之跋自己说出（可见吴说自己是承认这件事的）。
吴说的书法赵构曾有评价，称“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叹其弊也！”
但在当时当世，吴说的书法还是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名。当时杭州颇多吴氏书匾，周密曾记：“北关接待寺，寺客乃吴傅朋书，敕赐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颇失书体。其右廉有右观音殿，亦傅朋书。”
吴说最为知名的，是他的游丝书。启功先生在他的《论书绝句》之七一曾提到“傅朋姿媚最堪师，不是羲之即献之，草法更能探笔髓，非同儿戏弄游丝。”让我们先来看他的游丝书：
（吴说的游丝书）
真的如启功所说，是“纯用笔尖，宛转作联绵大草，此非故意炫奇，实怀素自叙之更进一步。夫毫尖所行，必其点画之最中一线，如画人透衣见肉，透肉见骨，爱骨见髓。”
(启功《论书绝句》片断）
曹宝麟先生对游丝书评价不高，认为“并没有什么高妙，只觉缠绕纷纶，圆转无骨，笔迹又甚纤弱。”称历代书家藏吴说之书，只不过是“聊备一格”而已。
但曹先生对吴说的行草评价好得多。认为吴氏《明善宗簿帖》中的小草，最能代表他的流丽风格。倘若说薛绍彭的王体小草还有些率意的话，吴说则更为严谨，其为书风开始转向王羲之的高宗所表睐决非偶然。他的行书柔媚纤浓，行气疏秀。早年的用笔轻灵，结体偏长，接近虞世南，因而与蔡襄倒有某些相似；晚年点画沉实，结构也稍扁，显然掺入李邕笔意，因此元代赵孟頫当应受到吴说的较大影响。
(吴说《明善宗簿帖》局部）
但曹先生也认为“吴说作为王门之云仍，更是不胜绮靡之至了。”同时评价“纯粹从承继王氏书风的角度来看，吴说的深入程度应该稍胜蔡襄和薛绍彭，比之高宗更远出其上。”
赵构
赵构（1107-1187），即宋高宗，宋徽宗第九子。宣和三年（1121）封康王，靖康二年即帝位。排斥李纲、宗泽的抗金主张，接受黄潜善、汪伯彦的南逃建议，先退守扬州，继双渡江，建行都于临安。虽一度为形势所迫，任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但终为求和而听信秦桧，杀害岳飞，收诸将兵权。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达成割地称臣纳贡的和议。三十二年（1162）禅位于孝宗，自称太上皇。在位三十六年。
（赵构画像）
身为一个不分忠奸，不思恢复的昏庸皇帝，便在书法上也注定了抱残守缺、难有振作的基本思路和器具。这又是“书如其人”的一个典型样板。
（赵构《佛顶光明塔铭》局部拓本）
据他自己的《翰墨志》记载，他最早是学父皇徽宗，稍后学黄庭坚，后又学米芾，再后，又上追王羲之。
这里有个小书坛掌故，关于《定武兰亭》。《定武兰亭》刻本本在徽宗禁中，但与其他御府珍玩并不在一处，金人来掳，并不识此物，于是得以留下，宗泽留守，得以与其他余物交付高宗（时在扬州）。于是高宗得以“每置左右”学习，大概一个多月之后，金人又至，高宗仓猝渡江，又佚失了。
高宗是见过《定武兰亭》刻本的。是以，越到晚年，高宗越沉迷于魏晋法度之中。
（赵构《徽宗御集序》局部）
另外，赵构的小草是学过孙过庭的。杨万里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今存他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草书《洛神赋》水平似乎更在行书之下。孙过庭《书谱》用笔还是自然活泼的，而赵构则不无刻板。这种刻板也许更多地表现在笔法的单调上。
（赵构《洛神赋》局部）
曹先生断言，宋高宗在书法上的天赋还不及其父（徽宗）的一半！
此外，《翰墨志》中有些论书的笔录还不乏精辟的观点。如论书兼二体的好处云：
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剑，俨立廊庙；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故知学书者必知正草二体，不当阙一。所以锺、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
再如论五体书划为两大范畴云：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隶、篆五体。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牖。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风神颍悟，力学不倦，至有笔家、研山者，似末易语此。
说笔意不同，归根结底还是笔法和速度不同。善行草者不善篆、隶，古今往往如是。
赵氏能够一眼看穿，也说明他是有见识的。然而“识”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穷其一生，在书法上也不过达到中人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