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书学著作我们主要学习以下三个人和三本著作：1、洪适《隶释》；2、姜夔《续书谱》；3、陈槱《负暄野录》。
（南宋中期书学著作及其作者）
一、洪适《隶释》
洪适（适读kuò）（1117-1184），字景伯，号盘洲，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十二年（1142）中博学宏词科，历知荆门军、徽州，提举江东路平茶盐。孝宗时，任司农少卿，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谥文惠。有《盘洲集》。
如上图所示，洪氏三兄弟都是饱学好古之士，我们大多人熟知的《容斋随笔》是洪迈的著作，而洪遵的《泉志》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洪适则把精力放在了隶书方向。他留下了《隶释》一书。其金石学价值，可与欧阳修《集古录》以及赵明诚《金石录》并举。
《隶释》的特色，是专录汉魏二代字体为隶书的碑刻。所收189方碑刻，除自藏拓本外，还采录了见录于《水经注》和欧、赵二书中符合其收纳范围的内容。最为可贵的是，洪工有鉴欧、赵二书的缺憾而作了一些改进。
《四库全书总目》称：
“欧、赵之书，第撮其目，不录其文，而是书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以某某字这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兼核著其关切史事者，为之论证。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
简言之：《隶释》不仅记录碑刻的名字，还记录其文字内容，并对文字进行考释。这显然比《集古录》和《金石录》对于隶书的价值要大得多。
其实《隶释》的价值还在于为原碑磨灭毁失的情势下而保存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洪适甚至还有每篇考释之后，缀以通假字的释义，这对于读懂存在较多别字的碑文亦不无裨益。
比如，在论及《夏承碑》时，他说：
此碑字体颇奇怪，唐人盖所祖述。汉字有八分，有隶，其学中绝，不可分别。梁庾元威作《书论》，载隶有十馀种，曰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钟鼎隶、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龟隶、鸾隶，此碑盖其间之一体。
（《夏承碑》局部）
这里论及的隶书仍是有疑之论。他论定汉字有八分、有隶书，只是“其学中绝”，才使隶书与“八分”不可分别。他认为《夏承碑》这样的隶书，只是各种隶书中的一种。但这足以说明赵明诚所谓的今人不能区分作为古时只有八分的判断是靠不住的。其实，我们在赵明诚那一篇，即《南宋前期的书学著作》那一篇已经说过，隶书的真实发展史是如下图这样的：
（隶书的发展史）
接下来的一段话，则更有价值：
今之言汉字者，则谓之“隶”，言唐字者，则谓之“分”，殆不在在秦汉时分隶已兼有之（即古隶与汉隶的八分）。
又说：
盖八分为小篆之捷，隶又八分之捷。
现在我们看来：八分究竟是怎样一种面目？它与今日称为隶书的书体区别何在？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但《隶释》把隶书作为一个明确的定义提出，并且廓清了它与正书的纠缠，洪适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
或者，我们可以说，《隶释》之后，隶书才真正定义下来，与楷书完全区分开。
二、姜夔《续书谱》
姜夔的简介见前面的文章（148），所谓的《续书谱》，顾名思义就是孙过庭《书谱》的续篇。
《续书谱》相对于《书谱》，在文体上作了两大改革：
1、《书谱》骈文写成，而《续书谱》用相对浅易的散句写成，既避免了行文的枝蔓，又减少了者理解的隔阂；2、《书谱》较笼统，眉目比较含糊，而《续书谱》自成段落，并举以标目，从而收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续书谱》论述真、行、草三种书体，先立“总论”，然后逐体分说，尤于真、草为详，各系以“用笔”之节。行书因介于真、草之间，故颇为简略。后面谈说从“临摹”至“书丹”的涉及书法各方面的问题。
因为姜夔精于小楷（前文已经说过），并师法魏晋，所以，他的书学思想在《续书谱》中格外鲜明：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
其实，所谓的“唐人之失”，至多只能说是结构过于停匀，点画趋于程式而已。另外，《干禄字书》作者是颜真卿之叔元孙，将手抄者拉出来作为证据，也有失公平。
他在真书“用笔”方面提倡中和之美，观点甚为中庸：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
欧阳率更结体太拘，而用笔特备众美，虽小楷而翰墨洒落，追踪锺、王，来者不能及也。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晋、魏之风轨则扫地矣。
他对唐代得出的“拆钗股”等用笔方法也持否定态度，理由也是“不古”。总体来说，《续书谱》的思想是“复古”的，这是时代所致，姜夔困于没落的时代，进取创新精神失落，他只能以“复古”思想应承，这对应当时的朝代气运。
当然了，他的理论为后世赵孟頫的全面复古作了铺垫。
曹宝麟先生赞同郑杓《衍极》对《书谱》《续书谱》的批评，即他们是“语其细而遗其大”。但同时也认为姜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独到之处：
比如《真书》一段，用人体譬喻八法，颇觉精警，他对转折的解说尤为发人深省：
“转折者，方圆之法 ，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草书旭、素多用转，山谷多用折，那么这个看法其实是受到了黄山谷的启发。
关于用墨，孙过庭的“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终不如姜夔的论述具有针对性：“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
关于风神，姜夔提出八个条件：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
他对雅俗之辨也最为关注，他说：
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
这实际上是清代傅山的“四宁四毋”的发源处。
（傅山“四宁四毋”）
三、陈槱《负暄野录》
陈槱（槱读yǒu），长乐（今属福建）人，绍熙二年（1191）及进士第。生平事迹无考。
《负暄野录》从书名来看，似乎是退居野处后冬日曝背的闲话。
该书凡上下两章，多为书法方面有杂谈，其中不乏可采者。比如，他说古今石刻的差异：
至于石刻率多用粗顽石，又字画入石处甚深，至于及寸，其镌凿直下，往往至底反大于面，所谓如蠹虫钻镂之形。非若后世刻削丰上锐下，似茶药碾槽状。故古碑之乏也其画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画愈细。愈肥而难漫，愈细而易灭。
余在汉上及襄岘间亲见魏晋碑刻如此。兼石既粗顽自然难坏，后世石虽精好然却易剥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荀，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再比如论及篆书的话，应对未必能见到李阳冰真迹的清代篆书家是有启发意义的。邓石如以下的吴熙载、赵之谦诸家都不刻意藏头护尾，其理论先声，应在陈槱这里：
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擅其妙。尝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锋常在画中，此盖其造妙处。江南徐铉书亦悉尔，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闻之善书者云：
古人作篆率用尖笔，变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鹤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笔，不愧昔人。常见今世鬻字者率皆束缚笔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虽贵字画齐均，然束笔岂复更有神气？
（赵之谦篆书对联）
另如针对米芾“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之论解释云：“盖谓大字则欲如小字之详细曲折，小字则欲具大字之体格气势也”应颇能得米氏之旨。
另有关于《兰亭》一则曹先生认为莫名其妙，我们不再记它了。而对作大字法的一段，也较为保守，价值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