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我们说了《淳化阁帖》，这篇我们把《淳化阁帖》之外的各种“丛帖”，这样，我们就说完了宋代的刻帖。
（宋代的刻帖）
《淳化阁帖》之外，丛帖又分两类：
以《阁帖》为底本的丛帖
1、《潭帖》
这部帖是刘沆（995-1060）在庆历年间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命慧照大师希白所摹刻。自五年至八年，历时四年而完成。因潭州古称长沙，因而《潭帖》又名《长沙帖》。
《潭帖》仿《淳化阁帖》，亦十卷，是《淳化阁帖》的翻刻本。所不同的是，《潭帖》刻于石，字行稍高，另外又增刻王羲之《霜寒》《十七帖》二帖及晋代王濛和唐代颜真卿诸帖。另刘氏又别刻一部置于私第，世称“私第本”。据云笔画较为圆润。
（《潭帖》局部）
苏轼于元符三年（1100）移合浦时曾跋于所借《潭帖》云：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本，误矣！
因为希白本身的书法水平较高，碑工刻得也较为流畅，因此，《潭帖》比《淳化阁帖》原本反倒更显精神。但其毕竟是《阁帖》的翻刻本，从形迹而言，离原迹相较《阁帖》更远了。
有些书竟把释希白误成字希白的钱易，如洪迈的《容斋四笔》。以洪氏之博学，错得有些匪夷所思。
2、《绛帖》
此帖是潘师旦所刻，因帖后又照刻淳化三年纪年（即《阁帖》本身纪年），足见它也是本《阁帖》而成，但却无法确知他的详细成帖时刻。但从欧阳修曾于治平元年（1064）作跋，足见《绛帖》成帖应晚于《潭帖》。
欧阳修的跋语称：
近时有尚书郎潘师旦者，窃取官《法帖》中数十帖，别自刻石以遗人，而传写字多转失，然亦时有可佳者。
足见，它的品质，也就是“时有可佳者”。
潘氏也许是绛州（今山西新绛）人，或刻于彼地，因此名为《绛帖》。
《绛帖》凡二十卷，它翻刻《阁帖》中大部分帖文，但作了若干增删，而且卷目也有所改动。
此帖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增补了宋太宗、吴越王钱俶以及张旭、怀素、高闲和李建中的书迹。可见潘师旦比刘沆更多一些发展的眼光。
（《绛帖》局部）
据叶梦得描写，《绛帖》书法特点是“微出锋”或是指较多锋芒，因而有精神外耀之胜。黄庭坚曾作《跋绛本法帖》一卷，而姜夔更是写了《绛帖平》六卷，皆可说明些帖深受重视。
3、《临江帖》
《临江帖》为元祐七年（1092）刘次庄刻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故名。又因其居处《戏鱼堂帖》。后世又称为《清江帖》。
《临江帖》是刘氏所获吕和卿《淳化阁帖》藏本之翻刻，略附益别帖，亦作十卷。据《独醒杂志》记：“临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释以小楷，他《法帖》所无也。”
这是它的特色，对《阁帖》释以楷书并刻于石上。可惜的是，《临江帖》早已失传。
4、《大观帖》
《大观帖》编刻源自宋徽宗，其时，《淳化阁帖》原板已毁，徽宗命蔡京主其事，龙大渊更定编次而重刻于太清楼下。因第卷之末皆有蔡京所题“在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故名《大观帖》。
(《大观帖》局部）
《大观帖》仍为十卷，“字行稍高，而先后之次与《淳化帖》小异。其间有数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迹摹刻。凡标题皆蔡京所书。”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观帖》中大量帖本乃真迹摹刻，一则是大内本就是真迹所在之处，而在文艺上用心过甚的宋徽宗以及倡导“丰享豫大”的蔡京，必然会因为《淳化阁帖》的不完美而力求完备，用真迹重新上石可谓是顺理成章。
看实际操作者，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大观帖》相较《淳化阁帖》，其品质要高得多。
曾宏父比较了北宋一头一尾的两部官帖的诸多成因后慨然断言：
此正国朝盛时，典章文物，灿然备具，百工技艺，咸精其能，视淳化草创之始自然不同。且当时尽出元藏真迹临摹，定其舛误，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虽骄吝，字学恐出王著右，是大观之本愈于淳化，明矣！
《大观帖》摹刻精良，笔势飞动，神采照人，真可谓下真迹一等者。可惜刻成不到二十年而靖康乱作，原石不知所踪，因而拓本甚少。今日所能见到的宋拓本“榷场本”，亦非完卷。
其他各种丛帖
1、《续阁帖》
在宋代，由官方续刻的工程共有两次，前者为北宋末年，后者为南宋中期。
前一次的续刻被蔡京贪天之功占为己有，使此事变得扑朔迷离。但实际上，这版的《续法帖》包括了元祐年间刘焘的功绩，但帖目为何，已不得而知。
后一次刻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所收皆南渡后陆续获得的前代墨迹，亦分十卷。今可见其帖目。
这两部续帖皆已不存。从保存文物的价值上评判，后者胜过前者。因为像李白、亚栖这些唐代名人的书迹本来就非常稀有，如果它们还保留至今，哪怕是拓本，至少也可解决今日所传李白《上阳台帖》和张旭《古诗四帖》的真伪聚讼。
2、《汝帖》
《汝帖》由汝州守王宷刻于大观三年（1109），凡十二卷。
（《汝帖》局部）
黄伯思有《汝州新刻诸帖辨》一文，对《汝帖》大加抨击，至使此帖的名声一落千丈。近代张伯英曾对今日原石尚存原石的《汝帖》有较客观评价：
此帖编辑谬陋，诚如长睿（黄伯思）所讥，然佳书正自不沙，刻亦饶有古致，其遒厚迥非后人可及。
3、《绍兴米帖》
此帖绍兴十一年（1141）奉高宗圣旨摹刻，凡十卷。
作为某家的专帖，它可能应算第一部。这部帖的产生，有米芾书法一度为高宗（见前文所论）所宝爱的背景。
（《绍兴米帖》局部）
米芾所书各种书体，在此帖中皆有保存，由于米氏时属近代，其子米友仁又在本朝为官，因此收集并不困难。此帖今日犹存残卷，摹刻不甚精良。最有意义的是米氏所作的篆隶两体尚能寓目，这对于全面评价米芾书法艺术不无禆益。
4、《西楼帖》
此帖为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所刻。其时汪氏守成都，因将所收集到的苏帖分三十卷，刻于府治西楼下，故名《西楼帖》。
（《西楼帖》局部）
苏轼的墨迹经元祐党禁后的浩劫，在中原已留存无几。而蜀地因是苏氏故乡，其亲属后人自应还有不少书信之类的东西保存。汪应辰的《西楼帖》中正有较多发掘出的故纸遗产，可谓因地制宜。
乾道六年（1170），苏轼追谥文忠，九年又特赠为太师，这一行情看涨，自然是汪氏希图造成洛阳纸贵效应之动因。
《西楼帖》今存残卷。其镌刻精工，神采毕现，也说明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其后施宿又续刻十卷。陆游甚喜《西楼帖》，爱不释手。
5、《群玉堂帖》
《群玉堂帖》原名《阅古堂帖》。为开禧宰相韩侂胄命门阁向若水摹刻，以其曾祖韩琦以来的堂屋为名。韩氏被诛，原石籍没入内府，遂改《群玉堂帖》。
（《群玉堂帖》局部）
此帖凡十卷。今惟存第八卷米南宫书，刻工精善，胜于《绍兴米帖》。
6、《凤墅帖》
《凤墅帖》为《石刻铺叙》作者曾宏父所刻，始于嘉熙，成于淳祐，凡十卷，历时七年。刻成后置吉州（今江西吉安）曾氏家塾凤山书院，因名《凤墅帖》。此帖俱收本朝君臣墨迹。
（《凤墅帖》局部）
此帖的编纂思路不厚古薄今，这是相对较为进步的。
此帖今存有若干卷，只因能见岳飞的一通尺牍，所以世传的所谓岳飞《出师表》难逃其伪作的真形。
7、《宝晋斋法帖》
《宝晋斋法帖》由曹之格咸淳四年（1268）刻于无为军，凡十卷，今全本拓本在上海图书馆。有影印行世。
（《宝晋斋法帖》局部）
《宝晋斋法帖》得名于米芾，米芾在得到谢安《八月五日帖》后将其书房命名为“宝晋斋”，米芾也曾任无为军使，在任上将其所藏晋帖刻石置官廨中，至南宋，原石已残，后无为守葛祐之据拓本重刻，曹之格通判无为，复加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与米帖多种，因刻制米芾“宝晋斋”匾额于卷首，故名《宝晋斋法帖》。
此帖保存了米氏所藏以及所临的晋帖，尤其是王献之《十二月帖》，使后人得以窥知清宫所谓”三希“之一的小王《中秋帖》墨本原是由米芾的节临，另外还有一些晋帖为别本所无，亦弥足珍贵。
然而其中有些米芾书作却是伪迹。可谓微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