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泽平团队
今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出现四大新现象：一是2022年以来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截至2022上半年，居民储蓄率达36%，较年初提升5个百分点；二是银行存款利率降低的趋势下，住户存款总量高增，2022年8月住户存款较年初增加10万亿，是去年同期的2.3倍；三是存款定期化明显，定期存款占存款比重高达68.9%，为历史最高水平；四是储蓄倾向处于高位，近六成居民倾向更多存款。
中国人为什么更爱“存钱”了？经济学理论认为居民储蓄与收入预期、就业预期、存款利率、其他投资品收益率、社会保障水平、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有关。近两年来，一方面受消费意愿和场景受限、房地产下行、理财破净和权益资产波动因素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下降。另一方面，受国内外不确定性事件冲击，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上升，转而增加预防性储蓄。
当前居民储蓄存款增加是被动行为，未来需要稳预期、稳主体、稳信心。主动储蓄是收入预期增长，蛋糕做大，消费与储蓄同步增加；被动储蓄是在收入预期持平的基础上，减少消费支出，被动增加储蓄。
被动储蓄增加的现象值得重视，居民风险偏好收缩不利于提振消费、宽信用、激发市场活力。
建议：一是稳预期，做好政策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管理；二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居民后顾之忧；三是加大稳增长力度，稳市场主体，提振信心，进一步释放社会消费和投资潜力。持续推进一揽子促消费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通过注册制改革等提供优质多元的投资标的和工具。
相信如果能够推动市场化导向改革、新基建、新能源、稳楼市、激发企业家精神、调动地方积极性等，各界将不断增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居民敢消费、敢投资。
1、近期居民储蓄呈现四大新现象
第一，储蓄率下行大背景下，2022年以来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居民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支出后形成的，计算公式为“居民储蓄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十年国民储蓄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2013年-2019年居民储蓄率中枢在31%附近，2020年受突发事件影响升至38%，随后自然回落。但2022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率又重回上升通道，截至上半年，居民储蓄率达36%。
第二，上半年银行存款利率降低，住户存款总量高增。近年来央行推进存款利率化改革，2022年4月，大中型存款利率参考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LPR，全国新发生存款加权平均利率下降10bp；9月大中型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10-15bp，但不减居民存款热情。根据央行调查数据，截至2022年8月，我国住户存款规模为113.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10.8万亿元，较2021、2020年同期水平分别多增4.4万亿元、2.8万亿元。
第三，存款定期化趋势明显。2018年以来，定期存款占比持续上升，截至2022年8月，定期存款占存款比重高达68.9%，为历史最高水平。
第四，居民储蓄意愿明显提高。根据央行发布的城镇储户调查问卷显示，截至2022年2季度，国内居民储蓄意向达到峰值，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0%，比处于较高储蓄意愿水平的2020年同期增加5.3个百分点，表明愿意存更多钱的居民人数增长，而愿意更多投资和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相应减少，分别较年初下降0.9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
2、影响居民储蓄的理论基础
主流经济学阐述储蓄行为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两种：
一是生命周期假说，该理论认为，人们储蓄的目的在于退休期的养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大大增加，人们会倾向于多储蓄。
二是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他认为应当对消费和收入是暂时性还是持久性加以区分，消费者的持久消费支出是持久收入决定的，消费者不仅要把收入分配到整个生命周期中，还要考虑未来的不确定事件的冲击，需要把当前收入超过预期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当作预防性储蓄，最终实现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其中当期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居民财富，受就业、投资收益、存款利率直接影响，同时社会保障水平也对储蓄有挤出效应。而持久收入则受未来预期影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则会增加当期储蓄。
由此可见，居民储蓄行为与1）收入与就业预期、2）存款利率、3）其他投资品收益率、4）社会保障水平、5）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有关。
3、为什么中国人更爱“存钱”了？
结合当下形势来看，当前居民储蓄存款增加是被动行为。主动储蓄是收入预期增长，蛋糕做大，消费与储蓄同步增加；被动储蓄是在收入预期持平的基础上，减少消费支出，被动增加储蓄。近两年来，就业和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房地产下行、权益类净值类产品波动等综合因素，使得居民风险偏好降低，降低消费，提前偿还贷款，主动降杠杆。
从收入端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未出现同步提升。居民储蓄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今年以来居民储蓄率和存款水平高增，而收入增长放缓，截至2022年第二季度，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和消费支出增速分别降至3%、0.8%，分别较上季度下滑2.8个百分点、4.9个百分点。
从消费端看，居民最终消费率近两年出现新的拐点，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居民消费与收入呈同向变动趋势，面对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的幅度更大且回升更慢。在2020年，最终消费率结束长达十年的增长态势，转而下滑，这与居民储蓄率上行趋势相反。
从投资端看，银行理财、资本市场波动、地产下行等因素影响，居民风险偏好提升，存款利率下行未能影响居民存款热情。
1）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收益率下行。资管新规打破银行理财“刚性兑付”，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持续下降，最低降至2.76%，相比国有四大行最新1年期定存的利率为1.65%，储蓄的机会成本降低。
2）资本市场波动，居民风险偏好降低。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是替代储蓄的其他投资标的，当金融市场蓬勃发展时，家庭更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投资。随着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资本市场表现不佳，投资者兑付前期收益离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逐年下降，表明居民倾向更多持有现金和银行存款，而非股票、基金等高风险、高回报产品。
3）受地产下行影响，居民购房持观望情绪。短期居民对房市信心不足、观望情绪较浓，叠加房地产置业长周期、老龄化少子化到来，央行降息、地方放松限售、限购、落户、公积金、保交楼等利好政策接连出台，但对市场提振作用有限，房地产市场整体成交偏冷。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计同比分别为-23%和-27.9%。
从预防性储蓄动机看，经济不确定性因素扰动，居民转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联储加息增加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俄乌冲突增加地缘和能源不确定性、房地产进入长周期调整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经济和社会运行。社会避险意识增强，民众普遍降低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尤其今年以来，在存款利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居民储蓄率反而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从而提高了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
4、启示与建议
一是稳预期，做好政策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管理。今年以来，政策努力通过空中加油，试图将经济重新拉回复苏通道，防止二次探底。但公共政策的落实需要层层传导，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层层加码”“一刀切”现象。同时，做好政策的预期管理机制，建立政策沟通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形成与政策目标的良好预期。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居民后顾之忧。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切实解决民众的养老、就医、教育等问题，降低民众消费、投资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同时，积极推进个人养老金体制建设，将预防性储蓄转换为“养老投资”，不仅能缓解居民的养老焦虑，还有助于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改善投资结构，提振市场信心。
三是稳市场主体，加大稳增长力度，提振信心，进一步释放社会消费和投资潜力。从收入端看，关键是提振企业信心，尤其提振民营经济、平台经济、房地产等这些解决就业主力的信心。从消费端看，稳楼市，促进消费恢复。稳定房地产，化解流动性风险，保交楼，推动保障房、REITs扩容。持续推进一揽子促消费政策，包括发放绿色经济津贴、城市消费券、开发多元化消费产品、开拓线上消费场景等。从投资端看，提供优质多元的投资标的与工具，加强投资者教育。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加快构建功能互补、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股权市场体系等。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并切实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权、求偿权和监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