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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不能问太多
丰厚的回报，更少的监管
历史重演，教训未有
历史还在重演
什么是监管?
前 言
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CBA巨额罚款，还是Westpac天价和解，银行业丑闻总是在日复一日地重演。
本周，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AUSTRAC)表示称，又有新目标进入监管视线范围。
据信，AUSTRAC和美国财政部取得了联系，后者于近期获得了超过2000份可疑交易报告。这些报告涉及2000年至2017年期间发生的超过2万亿美元交易，其中牵涉澳大利亚重量级金融机构。
从避税天堂、空壳公司、再到受制裁国，从Tabcorp数千万、CBA过7亿，再到Westpac的13亿，虽然处罚层层加码，为什么银行没有能够更好地控制、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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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问太多
答案很简单，原因是银行眼里都是钱，“问的太多”对他们挣钱无益。
2015年著名的“一马基金”丑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因为洗钱而背叛入狱12年，但是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行却各种交易中挣得“盆满钵满”。
在涉及数十亿美金的交易过程中，投行从不问钱从哪里来，也不管钱去向哪里。
纳吉布于2009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在此期间，他设立了国家投资基金，即“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基金”（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简称：一马基金）。
一开始，纳吉布成立这一基金的初衷是要把马拉西亚发展成为地区金融中心，通过各类全球合作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以快速发展马来西亚经济。
2015年，“一马基金”由于未能按时偿还欠下银行及债券持有人的110亿美元款项，引起了马来西亚各方的关注。
有文件显示将近7亿美元的款项从“一马基金”的帐户辗转转入纳吉布的私人银行帐户。但纳吉布称，这比巨款是沙特王室捐给执政党巫统的政治捐款，并强调他不曾把钱花在私人用途。
2016年，美国司法部指控“一马基金”的公款被盗用，用于购买豪华物业、私人飞机、世界名画。好莱坞电影《华尔街之狼》的部分取材也是来自此案。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数不甚数。
在利益面前，银行表现总是如出一辙，无一例外的糟糕，澳大利亚银行也是同样如此，为什么？
在过去30年间，对于澳大利亚居民而言，银行丑闻并非什么新鲜事，隔三差五就会出相关报道。
不过，其中又以2019年皇家委员会的调查，以及最近西太银行的天价和解金知名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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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回报，更少的监管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银行业是一个丑闻“高发地”，导致这种现象发生存在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银行业总是和大笔的金钱打交道。另一方面，近些年与银行业相关的监管和法规相对较松，继而造就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局面。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放松管制一直是金融业的普遍趋势。这种趋势首先在美国和英国萌芽，然后发展至澳大利亚等国家。
澳大利亚的银行业去监管化始于1983年的汇率浮动。随后，澳大利亚取消了对银行利率、以及在央行存款的管制。
不久，澳大利亚的第一大银行丑闻随即发生，即 1985年的瑞士贷款事件(Swiss Loans Affair)。一些不知情的散户投资者被怂恿以外币借款，却忽略了澳元贬值的可能，导致还款额明显高于本币借款金额和利息。
美国也不例外，只是情况比澳大利亚更为严重，储蓄和贷款几乎同时崩溃
1985年，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大型银行Home State倒闭。当时，在这家银行有存款的储户以为，自己存款有保险保障，因此是安全的。
然而，结果因为监管放松，这家银行选择的保险公司是私人保险公司，而后者同时倒闭，没有任何钱赔给储户。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也是银行业去监管化的灾难性后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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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演，教训未有
再往后，高杠杆对冲基金，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简称：LTCM）于1998年倒闭也引发了巨大波澜。
当时，LTCM在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造成了46亿美元的巨大亏损，为了避免整个系统崩溃，美国财政部不得不出手相助。
很明显，危机酿成的背后总少不了监管机构的“锅”。在这个案例中，对冲基金无需报告其的头寸以及风险，因此杠杆率高的离谱。在出现巨额资本亏空之后，不成熟的金融市场难以招架。
在危机爆发的旋涡中心，奉行“反对监管”哲学、时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窥。
他是Ayn Rand哲学的忠实追随者，后者的观点是政府不应干预，银行也不需要监管。
虽然亚洲危机已接近造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我们并未从中吸取太多的教训。于是，我们看到此后放松管制的步伐并没有丝毫放缓。
后果无疑是惨重的，悲剧再次重演，即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高杠杆率和不透明性再次成为罪魁祸首。同时，衍生品市场的管制放松以及某些市场结构的不良设计更添了一把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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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在重演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去监管机制仍在继续。
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本周宣布对“负责任贷款法”进行重大变更。
联邦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表示，负责任贷款义务将从“贷方”转向“借方”。此举实际上相当于废除陆克文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实施的负责任贷款法。
此外，一项基于16个月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和英国最大的银行，以及澳大利亚所有四大银行、再加上第五大商业银行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在交易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和可疑交易相关，涉及金额庞大。
尽管在这些可疑交易中，并非所有的交易都非法。但是，在报告可疑交易这回事上，银行总是在利润和道德决策之间存在冲突，并且每次利润都会获胜。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说所有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士都道德败坏，唯利是图。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
一个拥有大量现金，监管不力的行业，准确的说，一个糟糕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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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监管?
当然，所谓的监管不一定意味着要恢复到原来的“363”简单模式即：按3%利率吸收存款，按6%利率投放贷款，下午3点高尔夫球场见。
也就是说，银行是赚利差的，其他别的业务都不用干。
但是，监管需要解决披露、杠杆、以及“复杂”产品导致复杂风险的问题。
同时，改革也应聚焦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思维模式、职业操守和企业文化。不能说，一个搞得银行声名狼藉的高管，也给他发丰厚的奖金。
至少从目前来看，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金融机构中还是普遍存在。AMP集团传出的“性骚扰”丑闻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
另外，金融产品的复杂化让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地位，往往有苦说不出，显然需要更好的保护。不然，一些不良金融机构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当前，对于澳大利亚金融服务领域的消费者的保护，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和州消费者事务办公室属于管辖单位。
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可行的，但是ASIC和消费者事务办公室都没有专门致力于保护消费者免于遭受金融服务行业存在的霸凌行为。
由于ASIC对企业、金融专业人士以及消费者负责，于是我们看到在某些情况会存在彼此冲突。
尽管行业机构可以寻求ASIC的批准，但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基于自愿原则。澳大利亚银行业协会的法规基本上也是“门面上的功夫”而已。
在对银行和金融业实行更严格的监管之前，我们将继续忍受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忍受的不良行为。
当情况恶化时，我们也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当然，仅仅依靠银行来使银行表现良好还远远不够。
参考来源：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do-bankers-behave-so-badly-they-make-too-much-money-to-ask-questions-146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