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正、昭和年间，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在1937年全面开战。在抗日战争前及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人士和民间力量是怎样宣传战争，为军国主义辩护的？
一、强调天皇的绝对领导和军人的绝对忠诚
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训诫日本军队的《军人敕谕》，宣布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并要求军人遵循忠诚、勇武、信义等精神。自彼时起，《军人敕谕》，连同这之后明治、大正、昭和三任天皇颁布《教育敕语》等类似训示诏书成为日军各类官方和私人文件、著作中的常客，无时无刻不提醒日军士兵与天皇连心、绝对忠于天皇的统治。
如日本陆军中将、日后出任首相的田中义一在其所著的《壮丁读本》一书中，序言称希冀通过本书对青年予以“教育”“指导”，接下来便在正文以前接连全文摘录了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教育敕语》《戊申诏书》和大正天皇的《陆海军军人敕谕》。而其在书中所谓的指导，除军备、兵役等军事常识外，也充斥着忠君教育，并将近代日本对中国（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俄国（日俄战争，日文写作“日露战争”）的胜利与天皇绑定。
同样，在日军手碟中，天皇的训导也是必需的内容。手碟，是民国时期中国、日本等国军人随身携带的一本小册子，内有手碟持有者的姓名、籍贯、家庭、住址、受教育经历等基本个人信息和兵种、所属部队、从军经历、受表彰情况等服役信息。
在日军手碟中，开篇同样是自1882年《军人敕谕》以来历代天皇的训诫。每有新天皇登基，手碟便会增加新天皇的敕语。如田中义一的《壮丁读本》出版于大正七年（1918年），其中便有大正天皇的敕语，而全面抗战时期的一些日军手碟，内中便印上了1926年登基的昭和天皇的敕语。
同样，这种手碟往往是日军侵略战争的罪证。如在日本陆军步兵第75联队士兵金子传男的手碟中，便记录了其在上海青浦县（1999年改为青浦区）、浙江石湾镇等地参加“警备”、“讨伐”等，最终在浙江战死的经历。
通过这种无处不在的洗脑工作，日本将侵略战争美化为日军在天皇统率下进行的“圣战”，既为日军提供对外文化侵略的工具，又使日军士兵为之疯狂，更加卖力、凶狠地投入到侵略战争中去。
二、突出既往侵略战争的“光辉”历史
翻看大正、昭和年间的旧日本文献便不难发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心，同时又将这种自信转化为对外战争的狂热与自负。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自古以来，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即便元世祖忽必烈在13世纪后期两度征讨日本失利，中日两国也多将其归为元军舰队所遇到的巨大风浪而非日本实际军事实力的强大。因此，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国在唐、明两代对日的军事胜利，以及晚清政府在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交往初期表现出来的某些强硬态度，使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崛起，在政治上、军事上甚至于精神文化上有着莫大的意义。
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更是被日本自诩为“黄种人第一次战胜白种人”，远较清朝强大的沙皇俄国成为日本自信乃至自负的另一个垫脚石。
因此，日本官方历来总是强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如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天皇颁布的《戊申诏书》中便感叹日本历史“光辉”，祖宗“威德”远扬。
田中义一也在《壮丁读本》第三章《忠君爱国》中将天皇的统治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而后又在第五章《现代的日本》，回顾明治年间日本的现代化举措与所取得的成果时，称日本在与清朝、沙俄的战争中“大胜”，从而成功占领中国台湾和库页岛南部，“租借”了“关东州”，吞并了朝鲜。
所谓“关东州”，便是指中国东北的大连、旅顺等地，这里先后被俄国、日本占领。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此地，改称“关东州”，设总督府，这也是“关东军”其名的由来。
三、修饰侵略行径，隐瞒施暴行为
对于已经爆发的战争本身，日本方面的宣传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通过采用褒义或客观中立的词汇，乃至春秋笔法，描述日军的战争行为；二则是隐瞒日军在战场上的残暴行为。
例如，1932年1月，日本为转移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以方便筹备、建立以清废帝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也就是日本所称的上海事件，日本国内报纸纷纷跟进报道。
日本《时事新报》以“陆兵出动の上海”为题专门刊发了号外，其中除报道中日两军交战情况外，还特意报道了日军对上海日本侨民的“救助”等保护措施，以图通过塑造日军保护平民的形象突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正如日本国内一以贯之宣传的那样，日本的国史是“光辉”的，天皇和军队更是受到赞颂。因此，在描述实时战争时，日本官方及其在民间的喉舌亦通过巧妙的措辞美化身为侵略者的日军。
例如，在1944年的衡阳会战中，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了大量战地照片：相互配合掩护、渡河进攻的日军被称为“悲壮”，敢死队则是“勇士”；通过对盛夏毒辣阳光（衡阳会战发生在6月至8月间）文学性表述，衬托进攻衡阳的日军部队的“艰苦”。
在这些粉饰美化的宣传之下，日本不断鼓动国民相信“最终的胜利”，从而驱使更多的日本人加入到亟需扩兵的日本军队中去。
另一方面，日本鲜有报道日军暴行的文章，通过报纸这种官方与民间高效、接地气地沟通的渠道，也扭曲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认识。
这种掩饰并不令人意外。在历代天皇和田中义一一类的军国主义军人、政客回顾日本“光辉”国史时，不吝笔墨颂扬其军队，却对发生在沦陷区各地的屠杀闭口不谈。同样，笔者查阅了昭和十九年（1944年）7月《朝日新闻》所有报纸，尽管报道了日军在桂林等地与中国军队的战斗，以及在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中太平洋与以美军为主的盟军的战斗，却没有提到日本军队对中国民众和太平洋各群岛原住民的屠杀。
这种选择性报道契合了明治以来日本对其历史、战争、制度和军队的宣扬，却也是至今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原因。
四、结语
通过对旧日本官方文件、官方人士出版书籍和各家报纸，以及日军手碟等一手史料的考证，笔者大致总结出了宣扬天皇神圣性、美化渲染侵略历史、扭曲侵略现实三种展开战争宣传手段。
实际上，这些手段尽管在二战后在盟军占领下有过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仍未完全得到清除、整顿。因此，对日本战争宣传历史的反思，实际上也正是对现实问题的审视。
作者：苗楷 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田中义一：《壮丁读本》，1918，丁未出版社
[2]朝日新闻发行社：《朝日新闻（印刷版）》，1944，朝日新闻社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