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由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指导；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金融办）主办；一本财经承办的“2019湘江金融发展峰会银行科技论坛”在长沙湘江新区基金小镇会议中心成功召开。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数字普惠金融100人论坛主席杨再平发表了《让数字普惠金融遍地开花结果》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金融改变生活，金融可以富民强国。更重要的是，金融能够让贫困弱势群体改变命运，帮助贫困人群致富，成为强者。所以，2013年经济学诺贝尔获得者席勒在《金融与美好社会》一书中说“金融之美在于惠及社会大众”。简单而言，就是金融之美在于普惠。因此，这些年普惠金融已经成为金融经济领域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一个重要话题。
2016年在印度召开的金砖国家的一个普惠金融高峰峰会上，我讲了两个中国普惠金融故事：故事之一说的是中国西南贵州省一叫汪元翠的女士。她小时患小儿麻痹症，出出进进都离不开拐杖。2003年5 月，当地一小贷机构为她提供2000元的小额信贷，支持她养猪。她用贷款建起了猪棚，买了母猪以及兽药和饲料。到2004年初，卖仔猪获毛利6500元。初尝甜头的她又继续从协会贷了3000元，扩大养殖规模。几年下来，汪元翠已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也成了当地的富裕大户。故事之二说的是中国北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一位叫斯仁达瓦的断臂青年。他曾因断臂而绝望，是鄂温克旗包商村镇银行给他贷款振作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该村镇银行三次为其提供70万元贷款支持，历经十五年发展，成为当地家庭旅游点中规模最大、客流量最多、固定资产最雄厚的一家。
用金融方式来支持弱势或边缘化群体，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这跟慈善财政支持不一样，其要义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我给你鱼，不如教会你捕鱼的方法。因为金融是基于信用的资金借贷运动，我借给你钱你一定要还的，而且一定要连本带息还。这样对接受支持的那一方弱势群体就有一种责任，不是把钱用了就用了，是要还本付息的。这种责任对于受到支持的这一方来说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个激励因素，迫使他拿到钱要去创业，要去经营，然后要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还本付息，就是要会打鱼，不是把鱼一次性吃掉就了事。
我们现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必需有普惠金融的支持。刚才提到希勒的《金融与美好社会》有一个重要观点，即：金融让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只有那些已经积累了财富的人才能创业。金融则使得没有原始财富积累的人也能够成为企业家。普惠金融可圆若干潜在企业家创业创新之梦，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可或缺的动能。
过去讲金融主要是提高效率，其实金融也有促进经济社会公平平衡发展的功能。那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公平分配，提高弱势群体的金融可获得性，改善他们的命运，从而让经济社会更公平更平衡发展。我们现在就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普惠金融刚好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再进一步看，普惠金融有助于解决金融的微结构问题。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者戈德史密斯在其经典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的描述性定义即:“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构成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 这首先表现为金融工具余额在其几种主要类型中的分布状况和金融资产总额在主要经济部门中的分布。比如债券与股票的份额、长期债券与短期债券的份额、可流通证券的份额，以及风险不同、价格波动幅度不同的证券的份额等等。金融结构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谁向谁提供资金、提供了多少资金、利用何种金融工具以及对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等问题。” 这讲的是金融的大结构问题。我们更要关注金融的微结构问题。我们知道，人要健康舒适，整个血液循环系统要畅通，尤其是一些毛细血管要畅通，人的身体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毛细血管。金融犹如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普惠金融相当于身体的微循环或毛细血管系统，我们不妨称之为金融微结构。普惠金融发达，微结构比较畅通，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就健康舒适。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普惠金融的更深层学术理由。最早2005年联合国就对普惠金融有一个界定，我们国家2015年出台2016到2020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规划，普惠金融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说明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普惠金融可谓世界大事、国之大事，不可不重视。
但普惠金融做起来两大障碍，一是成本高，二是风险高，因此，普惠金融很难普及。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你光喊口号，很难做到让金融遍地开花结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器即技术。金融本身就是一门技术活。我们注意到总书记去年元旦新年致辞书架上摆放的《千年金融史》那本书，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话：“金融的故事就是一部技术的故事”。做好金融一定有技术。而金融技术归根到底是什么呢？是信息技术。因为金融做的是跨时空交易，跨时空资源配置。跨时空就充满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信息。谁拥有足够的信息，谁的金融就做得好。打战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做金融讲要知晓你的客户，知晓客户的业务，强调的都是信息。我们现在讲金融科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实际上都是现代数字科技派生出来的信息科技。因为这些科技有这样一些优势，突破物理时空局限，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做金融业务。同时还具有成本、风控优势。过去讲弱势群体为什么他们的金融可获得性低呢？不方便、成本高、风险高，现在我们讲这系列金融科技，刚好在便捷高效、降低成本与风险方面具有优势。比如蚂蚁金服及网商银行310模式，“3分钟申请、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通过机器学习使用越来越多的细粒度数据有助于提高预付费前景的预测能力，特别是对于通常得不到银行服务的小商户。海量数据和网络效应的结合可能使科技巨头能够缓解一些传统上必须通过抵押品登记来缓解的信息和激励问题。我2006年到汇丰银行伦敦总部做半年工作访问，读了路透社记者写的未来银行那本书，书中描述当时做一笔支付业务的成本，营业网点来做的话是1.07美元，用电话银行是0.54美元，ATM只要0.27美元，而通过互联网来做，只要0.1美元。现在成本更低了。微众银行将2018年单户每年IT运维成本降低至3.6元。据估算，传统国有银行单户每年IT运维成本大多是20-60元之间，大型股份制银行则多在20-100元之间，城商行为50元左右，国外大银行更是在70-300元之间，相比之下，微众银行运维成本远低于同业。平安银行“小企业数字金融”风险控制科学有效，贷中基于AI技术和风险模型群组进行系统自动化审批，贷后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同时解决了效率和风控问题。2019年3月末，服务客户数17355户，较上年末增长23.06%；累计发放贷款148.96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9.2%，不良率0.71%。
数字金融具有风控优势、成本优势，这样使得它具有长尾效应。这个词是来自统计学中的正态分布，即所有的事物两个极端都是低概率，一般中间是高概率。过去做金融，有一个二八定律，80%的利润来自20%的客户，为什么呢？长尾80%的客户，利润空间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数字金融能够极大地降低成本，能够在风控上面具有优势，突破二八定律，这就是长尾效应。过去做金融有二八定律，80%利率来自20%的客户，而这80%的客户是被忽略的长尾。过去做不了是因为高成本、高风险；除非讲政治、社会责任，但这些很难持续。
金融科技这个利器，把金融这个二八定律给破解了。按二八定律，20%的高端客户是西瓜，80%的低端客户是芝麻。但成本降下来，风控解决了，那80%的客户薄利多销，有利可图，不就成为遍地都是的金芝麻了吗？
近日看到一篇标题为《100万亿美元的金融科技市场向全世界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网热文章，首先讲了“数字普惠金融让Dingle的命运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故事。说两年前，Amylene Dingle和她的丈夫和7岁的女儿住在巴雅塔斯，一个贫困马尼拉附近菲律宾最大的露天垃圾场。她的丈夫在政府大楼的安全部门工作，每周收入4000比索，相当于80美元。她一直想创业，但是她失业了，没有存款，没有信用记录，也无法获得信用卡或银行贷款。Dingle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因为她回应了塔拉（Tala）的Facebook广告，塔拉是一家总部位于圣莫尼卡的创业公司，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提供小额贷款。在授予塔拉手机访问权后，该应用程序可以巧妙地解析移动数据以评估借款人的风险，之后，她获得了30天，20美元的贷款。她支付了15％的利息，并用这笔钱购买了冷盘，汉堡包和热狗。她将它们标价40％，并送货上门，在偿还了利息和少量手续费后获得了4美元的利润。
而Tala创始人Shivani Siroya在公司位于圣塔莫尼卡的总部。她使用手机数据为发展中国家被银行拒绝的人们建立信用。
如今，塔拉（Tala）向42岁的丁格尔（Dingle）提供贷款，使她每月生意兴隆，每月收入250美元。她每周70美元的利润几乎使她的家庭收入增加了一倍，并帮助他们搬到安静，干净的Batasan Hills地区的两居室房屋。塔拉也蓬勃发展。该基金由曾在联合国工作的现年37岁的前华尔街分析师希瓦尼·西罗亚（Shivani Siroya）于2011年创立，已从美国顶级投资者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其中包括亿万富翁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的Revolution Growth基金。Tala在2019年的收入估计超过1亿美元，其估值接近8亿美元。
文章总结说，很多公司向世界上甚至没有银行账户的17亿人口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像Tala这样的公司处于这方面竞争的最前沿。向他们提供基本的信贷，储蓄和保险服务是本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之一。可以参与金融系统获取金融服务，人们就可以购买汽车或房屋。如果遇到医疗紧急情况，他们不必求助于高利贷。他们更幸福。他们寿命更长。他们的生产力更高，生产力的提高将有助于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贫困。服务于银行服务不到的人群将创造明天最大的一笔财富。这既是资本主义的道德要求，也是通往最重要的未开发市场之一的途径。尽管银行无法服务到的人可以用现金支付一切，但还有更多的人，即超过40亿的“银行无法提供有效服务”的人群，虽然可能有账户，但是却勉强维持生计，当使用支票时会被收取高额费用，并进而求助于利息较高的替代途径比如现金贷。根据埃森哲（Accenture）2015年的一份报告，如果传统银行将所有未开设银行账户的客户转变为客户，仅传统银行就可以将年收入至少增加3800亿美元。乘数效应是惊人的。麦肯锡在2016年估计，如果采用单一创新，即从现金转向手机上存储的数字货币，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将在2025年之前激增3.7万亿美元，即6％。卡托研究所货币与金融替代中心的分析师迭戈·祖鲁加（Diego Zuluaga）研究了完全金融普惠性的可能影响：“如果我们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无银行账户和银行服务不足的人提供和发达国家中同样的信贷和投资机会，可以在未来50年内轻松增加额外的100万亿美元金融资产。”
由此可见，由数字科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信息科技或金融科技，乃普惠金融之利器。为善普惠金融之事，不可不充分利用这些科技成果。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我们国家2016年到2020年有一个规划，同时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20国峰会，还通过了我们起草提案的数字普惠金融八项高级原则。
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数字普惠金融遍地开花，遍地结果，让最广大的贫困弱势群体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下，脱贫致富，由弱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