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2019湘江金融发展峰会”成功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发展普惠金融要解决信用评估问题，降低出单、交易成本，这是发行普惠贷款，中小微贷款的主要障碍。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我们讨论5个问题：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全球经济的金融面；中国金融的另外一面；金融供给侧改革。
一、全球经济
1960年，全球就有国际经济的统计。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每一百年为一个周期，也印证了“百年未遇之大局”。
而确认一个周期时，一定要论证周期背后的物质基础。
美国《自然》杂志在2013年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说爱因斯坦那个时代之后，再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一批科学家，引领产生一批颠覆性的科学，这些科学用到技术上进行产业化，带动了经济上升的新周期。如果说周期的基础是科技的进步，那么创新发展显然是第一要务，这样的大发展理念就是坚持科学基础。大家都知道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这个理论也很好地解读了今天所处的百年大变局。
但现在，全球经济已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通胀结构化；财政的问题等。
经济下行到一定时候，在财政上就会集中体现。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月份累计赤字2.79万亿，已经完成了预算的101.2%。后面3个月还会继续赤字，今年赤字要超标。因此，这个赤字要靠发债弥补。财政问题和货币问题是密切地连在一起的。
回想起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两个比重下降。迫使我们必须下决心进行改革，现在看起来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了。
从2012年开始，中国大部分省份投资率都在下降。投资效率低，背后支撑的科技实力薄弱得，没有颠覆性的科技产生，因此，创新发展被是第一位。
实际上，越是落后的省份投资越高，边际产出越低。经济越是落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越高，借的钱越多，聚集到政府财政收入很少，所以造成地方政府杠杆率很高。
投资数量与投资质量都出了问题，因此经济增长不乐观。
世界大多数国家只要经过工业化，都经历过高速增长、减速增长、中低速增长这样三个阶段。
而这样一个减速增长再到低速增长，需要经历“短则20年，长则40年”的统计规律。这背后的因素还有待去探讨，但这意味着经济下行还需要挺长时间。
二、中国经济
实际上，中国经济从2008年进入新常态。
所以中国从2008年进入新常态已过了十年，未来我们当然还要做长期打算。不要再幻想什么LR要跳下来了，不要做这个幻想了，我们要准备它不断地下行，不断地下行，在这样一个不断下行的总环境下处理我们的事情。如果经济不断下行的情况下，金融有压力，财政有压力，其他各方面都有压力。
从实体经济而言，减债和去杠杆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
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全球债务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246万亿美元，总债务占总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升至320%，此系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高，新兴市场企业和发达国家政府对债务增长贡献最大。IIF警告：政府应当控制债务水平，并针对未来风险建立缓冲机制。
不仅如此，新兴世界国家里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一些国家的债务驱动型经济。
所谓债务驱动型经济就是经济要想增长，就靠发贷款，没有贷款就没有增长。而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增长发债，债务增长就会有金融风险。
第二，死亡、税务和债务是逃脱不了。
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出现了危机，市场上企业不投资，于是政府投资，以至于政府的杠杆率上升。此后这段时期被称为日本“失去的30年”。
金融对实体经济日渐疏远。而现在要科学对待这个论断，因为我们现在也开始疏远了。而稳定经济要靠财政政策，没有什么服务不服务的问题，要直接资助。
但是依靠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效率也有限，经济下行的话，财政收入是在下行，财政收入刚性于是赤字突出。赤字长期而言，只能靠发债。发债时间长了，它不又是金融问题吗？政金融原来是一个问题。
而在国家层面上，财政、金融就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财政要到第一线，财政要发债来弥补赤字，债金融市场变成金融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全球经济的金融面
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全社会都只做短期投资，不长期投资，生产能力就无法积累，技术不能创新，未来发展就会停滞。
而更令人害怕的是，金融市场的人不看好未来。从2014年有负利率，它就顽强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到了2017年7月份，有1/3以上的金融资产是负利率。很多国家，很多产品都是负利率了。
中央银行的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商业银行、持牌金融机构。而银行要先交钱，这体现了一种政策导向。
这么多银行都在中央银行获得负利率，他们之间的交易也负利率了。
接着持续蔓延的话，从金融机构到工商客户这个关系，也会开始负利率。因此，负债端和资产端都出现了负利率。
四、中国金融的另外一面
2009年，中国杠杆率开始上升，当时是96000亿的新增贷款，4万亿的财政投资，不过，后来就趋缓了。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下降，这既是好消息也非好消息。非金融企业下来了，是因为原来机构不干活了，不投资就不借款，不借款就没有杠杆率产生了，就下降了。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去杠杆绝对不是第一个任务，不能无条件去杠杆；财务指标要看实体经济。
而结构上，各类非金融企业中，国有企业最高再是私营工业企业，一层一层按照产业、债务制。而国有企业债务比重上升得很快，大部分信贷是刺激政策落实在国企上。
五、金融供给侧改革
第一是金融结构调整。
金融结构是三个东西，机构、市场、产品。机构怎么发展？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
第二是资本市场要建立规范。
要走出靠借钱促进增长的怪圈，就要发展资本市场，它有降低杠杆率的效益，今年科创板的推出就是举措之一。
第三个是产品的改革。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
而在供给侧改革金融改革时，管理好金融风险。现在金融风险不再是紧急分类了，而是强调资本分配率，金融基础设施。
第四个是为资产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利率不能需求供求，这不能反映稀缺度。
我们要理解不是为了发展金融科技，而发展金融科技。背后有它的供应和需求，供应这方面是不断演进的新技术，不断变化的金融监管是供应方面。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者偏好。现在消费数字出来了，就要有这方面的产品去满足。
用金融科技有几方面应用。
第一宏观调控问题。现在流量最重要了。所以从存量到流量，从负债到资产，金融科技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是支持科技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化。
发展普惠金融，要解决信用评估问题，要降低出单成本、交易成本，实现成本控制，这是发行普惠贷款，中小微贷款的主要障碍。金融科技与中小微机构合作，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是，进一步的对外开放。
当然，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要根据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式发展和自己的发展战略来开放，要着力于提升自己的金融能力，着力于跨境防范风险，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话语权。
（注：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11月28日“2019湘江金融发展峰会”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有所删减，未经本人审阅。整理/米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