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刊财经 李壮
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正是他，将风险投资概念上达最高决策层，并让风险投资在中国这片大地开花结果，以至今日的蔚为大观；也是他，让中国创业板从概念变为现实，今天的创业板总市值5.65万亿元。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明显的印记，也是无数创业者和投资者感恩之处。但这些还不是他的全部，他曾背着“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包袱被下放烧锅炉，可他借此机会学了锅炉学和四门外语；他在化学领域声名已起时，却转身负笈美国进修工商管理课程；他在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不仅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更是倾尽全力在全球舞台上传递中国声音。
“中国的纳斯达克”是无数中国投资者多年未尝的梦想，从中小板到创业板，都是从充满期待开始然后又不得不进入再次等待的轮回。如今，这份希望又落到了自开市以来已经给许多投资者带来财富倍增效应的科创板。
相比过往，科创板让投资者们“梦想成真”的确定性更高。因为“中国创业板之父”成思危生前对创业板的制度构思，比如重点扶持行业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新材料等行业，严格的退市制度，严监管等等，都在科创板这个试验田落地并等待验证。
如果科创板真的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成思危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宏愿算是告成。
16岁踏上报国路从化工领域跨入管理领域
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于1935年6月出生在北京。父亲成舍我是知名报人，成舍我26岁（1924年）时以200块大洋创办《世界晚报》，后陆续创办了《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报刊。在外有列强环伺、内部军阀混战的年代，成舍我不避权贵、针砭时弊，由此招致军阀的怨恨，险些丢掉性命。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畅销的“世界系”报纸宣布停刊。生在险恶年代，“思危”成了成舍我送给儿子的最好名字。
生逢乱世，是人生的不幸。对成思危和他的妹妹们来说，不幸中的万幸是遇到了“心怀世界”的父母。还在年幼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念《岳阳楼记》，念的和想的都是“忧天下”。他的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攻读法国文学。因此，成思危4岁能读诗，6岁开读《资治通鉴》，由此养就了一辈子的读书习惯。
十多岁时，成思危就读遍了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著作，并对巴金的《家》里的敢于冲破封建束缚、离家追求进步的“觉慧”印象深刻。他觉得，“觉慧”可能是未来的自己。后来，他秘密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中国成立后，成思危渴望回到内地学习并参与祖国建设。这获得了父亲的默许，但母亲还是希望才16岁的他能先完成学业。无论父亲和母亲是怎样的态度，一颗心已经飞回内地的成思危，在1951年7月的一天，就拎着一个小箱子穿过了罗湖桥。
在跨过罗湖桥的那一刻他不会想到，和父亲这一别就是28年，他的母亲因没有儿子的音信，终致思念成疾抱憾而去。
他也不会想到，迎接他的不仅仅有奋斗，还有磨难。最初，成思危入读为新中国培养干部的南方大学（今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后又在民船业工作一年，和珠江“疍民”（船民）一起在水上生活一年多，船民的疾苦令他牢记了一辈子，他也把这个经历看作是自己最好的“社会大学”教育。因为工作表现突出，他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后调整至华东化工学院学习，读无机专业。1957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科学报国”的历程。1958年他被调至新成立的天津化工研究院，研究硼化物，任技术员。1959年，成思危和大学同学舒允宜成婚，但一个在天津“研究硼化物”，另一个在上海搞“化工工艺设计”，两地分居。1960年，25岁的成思危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
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禁运产品中就有硼化物，而硼化物在核能、火箭等广泛领域都会应用到，但我国在硼化物领域基础薄弱。成思危翻译了大量资料和著述，推动硼化物研究的进步。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硼砂产量已经能满足国内需求，并能大量出口。
在科研领域的建树，未能帮助成思危躲过“文革”中的冲击。他背上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包袱，职务被免，研究内容调整，甚至还去烧了几个月的锅炉。人生路窄，可成思危却要把路走宽，在烧锅炉的时候，他读了“锅炉学”，自学了法语、德语、日语等4门外语。他还让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要乐观面对生活。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总理在接见随团而来的教授成露茜（成思危的妹妹），肯定成舍我是“民族资产阶级”后，成思危才卸下政治包袱，全家人获得平等待遇。
四年后，成思危被调入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分管全国无机盐科研项目。此时，祖国大地正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之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如何进行经济改革和建设，都成了当务之急。
成思危说过，改革开放之前的经历“使我懂得了一点，科技救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在这个想法下，1981年，在化工部担任重要专业职务的他决定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对时年46岁的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决定。
当时，国内没有股票、资本市场等概念，但这些陌生的知识恰恰是MBA课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成思危必须从零开始，不仅要熟悉，还要能跟上导师的授课节奏。让人想不到的是，留学第一年，他用十几篇论文证明了自己学有所得，并因此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用5个学期完成了6个学期的课程，并以三个A、一个A+的成绩于1984年取得MBA学位。
也是在那段靠“啃方便面”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知识的时间里，他得以和父亲在1979年首次相聚之后又多见了几面，以尽孝心。父亲几次要求他去中国台湾继承家业，可他以“初衷未变”为由谢绝了父亲的邀请。随后，他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至1994年，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任化工部副部长，分管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信息、出版等工作，并兼任化工部经济技术委员会主任。
早在80年代便呼吁推动“风险投资”助推风投事业和创业板扎根中国
从“科技报国”到“管理强国”，成思危一直随着自己认识的提升以及国家现实需要而调整自己的奋斗方向，他也的确在每个方向上都建树颇多。除以上方向外，他还是中国风险投资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思危就开始呼吁在中国推动风险投资。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破冰，市场经济探索中，“股份制”还是新生事物的情况下，他引进风险投资概念既是超前的，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在率先提出风险投资概念后，成思危于1995年从化工部退休并打算去教书，但他在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先生的邀请下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且于次年当选为民主建国会主席。这让他有机会把更多的建言上达中央。
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以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举国轰动的“一号提案”，即《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正式将风险投资提到国家经济政策的高度。
“一号提案”带来了中国风投事业的大进步。伴随互联网创业等科创企业的大量出现，中国大陆的风险投资机构迅速破土而出。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百余家，管理资金规模在百亿级。到2018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达到8.6万亿元。另有对全球30个技术城市风投情况追踪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技术城市的风投总额全球占比达到36%，已超过美国技术城市28%的占比。
在牵头落实“一号提案”的时任国家计委财金司金融处处长曹文炼（后成为成思危的女婿）看来，在当年为此召开的“发展风险投资国际高级研讨会”上，成思危首次系统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三步走”的著名论断，即首先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公司以培养投资管理专家，接下来是修改有关法律允许建立以有限合伙制形式为主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后是在市场成熟和监管得力的情况下，推出不设上市门槛的创业板，建立退出机制。“中国风险（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历程，充分证实了成先生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为推动以上三个步骤的实现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从2001年的“投资基金法”起草，到引入产业基金概念以及2005年首只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再到推动合伙企业法（允许有限合伙注册）在2006年修订，成思危尽自己最大努力让风投事业在中国稳步落地。甚至在一些更加具体的事务上，比如民建中央成立风险投资研究院，主持编著风险投资丛书，以及推动民建企业界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等事务中，都有他的身影。
也正是如此，民间送与他“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荣誉。
而作为创投事业的最后一环，中国创业板的出现也离不开成思危的呼吁与参与。在2003年3月18日，成思危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立创业板。之后，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适时推出创业板。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建议尽快推出创业板。同年10月23日，创业板开板启动，成思危由此被称为“中国创业板之父”。
“危”言实际 科创板建言成真
成思危从不以“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自居，他自2008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在大学授课、做公益以及做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研究等，每天都工作满满。夫人和女儿劝年过七旬的他要注意健康，他也不听，他觉得在改革开放之前“丢失”的那些时间必须补回来。
直到2015年7月12日晨，成思危因病与世长辞。
成思危虽然驾鹤西去，但他关于资本市场的许多论断至今发人深思。
他曾多次直言：创业板存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估值过高、缺乏做市商制度、虚假信息及内幕交易大量存在、社会对创业板财富效应的过分宣传等问题，认为创业板要回归到支持创新型企业融资发展上。
他指出过：中国股市发展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素质、监管四大问题，其中股市应遵循“合法、依法、合理、适度、有效”的原则。他曾多次呼吁要加强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他在2008年就说过，重视“治市”而非“救市”。
他也对中小投资者“有冤无从告”的现实针对性地提出过：可以考虑实行“辩方举证”的举证制度，即由中小投资者提出的指控，应由上市公司承担说明所指控事实为虚妄的责任。同时，应考虑实行集体诉讼制度。
即便今天在科创板试点的注册制，他也曾给出建议：监管机构应当严惩股市中的各种违法行为，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取得投资者的信任，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这样才能使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成为长期利好的因素。
他常提的“警句” 仍值得回味
他生前的许多提议之所以有“良药”效果，是因为他重视调查研究。比如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他是在综合梳理了2002年-2012年上市公司ROA、现金市值比、利润市值比等指标后，才得以衡量出公司的盈利能力，发现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上市公司不能创造高于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平均值的盈利。
这个5年多前的研究成果，在今天还有用吗？2013年-2018年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是不是有所改善了呢？显然不是。2018年，A股公司ROA为2.71%，上海主板为2.78%，深圳主板为0.93%，中小板为1.87%，创业板为2.65%。其中，深圳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均创出成思危引用的数据指标中的新低，这也说明中小板和创业板中大多数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严重下滑，上海主板的公司整体业绩表现相对较好。
和他研究上市公司质量的成果类似，他对创业板的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体现到了今天的科创板里。比如，重点扶持行业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新材料等，严格的退市制度，严监管等等。
同时，成思危当年对创业板“国家、企业、个人三赢”的设想，成了市场对科创板的期待。而科创板开市以来的表现，可以说是符合成思危的“三赢”设想。
成思危的思想遗产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依然在发挥作用，同时也“指导”着他自己的儿女们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做到更好。他的儿子成朋曾在英特尔工作10年，2001年后在硅谷从事风险投资事业，成绩斐然；女儿成卓也从事过风险投资事业，2006年后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当然，这也是成思危家庭教育的成功，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干涉子女的信仰、婚姻和职业”，子女一生要“自强不息”等原则，早就融进了自己子女们的血液里，代代相传。
成思危一生追求“富国强民”四个字，并以“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警示自己。在科创板到来之际，他的那句“要居安思危，按我的名字办事”，值得回味。（本文参考文献，《经世济民——智者成思危的一生》《中国股市回顾与展望:2002-2013》。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