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中国避风港效应可能逐步体现!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中国避风港效应可能逐步体现!
2022年08月10日 18:24 红刊财经

红周刊 特约 | 王涵

近期,美国经济是否“衰退”成为市场关注热点之一。从数据来看,美国已经进入“技术性”衰退。从实际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来看,库存、投资、消费等对经济的拉动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美国经济确已进入下行通道。

中期来看,随着发达经济体陷于高通胀的泥潭,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而国内通胀压力并不大,依然可以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使得中国的避风港效应逐步体现。

美国进入“技术性”衰退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放缓

美国二季度GDP增速继续为负,年化环比增速-0.9%,主要受库存、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开支等拖累。而回顾历次衰退,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速为负是衰退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轮美国已经进入“技术性”衰退。实际上,从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来看,库存、投资、消费等对经济的拉动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

从库存角度看,三大产商继续补库存动力均已不足,或将开启“去库存”周期。

二季度GDP数据指向库存变化分项为GDP增长的最大拖累,其中三大产商(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库存积累速度均明显放缓。批发商库存变化的下降主要体现在非耐用品库存累积的放缓;而零售商库存累积的放缓体现在各个渠道,其中交通工具及零部件分项的库存已经开始去化。实际上,2022年以来,随着劳动力的逐渐补充和供应链的持续缓解,美国零售商和批发商库存得到了快速补充,三大产商库存名义值均已回补至历史最高水平。

但从微观层面来看,沃尔玛、塔吉特等大型零售商企业一季报则普遍报告了库存积压的问题。分行业观察当前零售商库存水平,除了汽车行业由于供给问题无法补库完全,其他行业的库存水平均已大幅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在该背景下,随着下半年消费需求的降温,美国库存回补速度可能会逐渐放缓,零售商可能会开启主动去库存的周期。

从投资角度看,利率抬升对投资的影响开始显现,住宅投资则是主要拖累。

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速贡献为负:一方面,生产已完成填坑,叠加企业资本开支意愿明显恶化,使得非住宅投资在二季度明显降温;另一方面,利率上抬叠加需求内生动力减弱,地产市场逐渐降温。

可以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2020年~2021年的地产热之后,2022年开始出现明显降温。疫后美国地产热的基础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利率,从而刺激了购房需求;二是疫情使得更多家庭选择在较为偏远的、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居住,带来了相应的购房需求。由于供应限制,2021年地产销售开始下滑,但房价仍然维持在高位。

而进入2022年,尽管地产仍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但需求开始降温——居家办公需求降温,同时利率上行预期也对购房需求产生进一步冲击。目前,美国新房和二手房销售量已回落至2019年的水平,且新屋开工和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也明显下行。美国房地产的供需正在发生边际变化:高于要价出售的房屋占比逐渐下行,且库存开始累积。往后看,随着较低的贷款成本和居家办公的需求有所减弱,美国住宅投资可能将面临持续降温的压力。

从消费角度看,剔除价格后的商品消费增速转负,服务消费仍有一定缺口。

二季度GDP数据指向服务消费继续走强,而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拉动均转负。实际上,2022年以来,随着财政刺激的退出,美国消费进入见顶回落的区间。

分类别来看,在2021年高基数的背景下,美国商品的实际消费同比增速已经转负,而服务消费尤其是高接触的服务消费仍有缺口,表现为服务消费增速仍然为正,但斜率有所放缓。美国消费的支柱已经从商品切换至服务。

往后看,高通胀下的价格高企正逐渐对需求构成制约,而美联储的快速收紧也将明显影响需求的释放。美国需求回落或将形成“肥尾”,慢撒气或将主要依靠服务类消费缓慢填坑,而恢复的斜率则主要取决于“低技能”劳动力回归的速度。

美联储持续加息

令金融体系更为脆弱

中国避风港效应可能逐步体现

此外,美联储快速收紧或冲击美国金融体系,进而给实体经济进一步带来潜在风险。2022年年初以来,美联储已连续加息4次,联邦基金利率上升总计225BP。联储持续加息路径或将加剧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并进一步传导至美国经济从而带来潜在风险。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三大传导路径:

传导链条之一:股债回调—居民财富缩水—居民消费下滑。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私人部门消费高度依赖美股的上涨。2009年初至2021年四季度,美国居民净财富增长了约81万亿美元,其中大约60%(48万亿美元)来自股债市场的增值(包括直接投资、通过养老金和基金投资等)。

而联储收紧会影响股、债及地产等资产价格,换句话说,资产价格是美国金融体系中最容易受到联储收紧冲击的一环,且目前已经出现明显波动。如果美股持续回落,则美国居民消费和美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将加大。

传导链条之二:利率上行—地产需求受影响—房价受影响—居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受冲击。一般来说,地产降温可能冲击居民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对消费产生负向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轮美国地产与2000年代都具有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但与2000年代不同的是,美国本轮地产热主要是由中高收入人群拉动,地产领域的信贷质量并未出现次贷化迹象,因此“负财富效应”传导到消费可能不如2008年次贷危机显著。

传导链条之三:利率上行—融资成本抬升—企业偿债压力(尤其是中小企业)上升&通过回购推升股价渠道受阻—企业盈利能力下滑。次贷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央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不断压低利率,全球呈现“有钱没需求”,一方面加剧了债券久期的拉长和资质的下沉;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债务杠杆率快速抬升,部分企业加杠杆融资主要用于股票回购,进一步推升美股泡沫。

而随着利率上升,美国企业低利率融资的后遗症可能成为潜在风险点:从盈利层面来看,低利率环境下,企业(尤其科技公司)加杠杆融资,股权回购随之增加,从而推升股价。利率反转则意味着科技股融资压力上升的同时,通过回购支撑盈利的渠道也将受阻,从而头部科技股的股价大幅波动可能带动美股的波动。

从信用层面来看,未来三年内将有大量公司债到期,利率上升意味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偿债压力和违约风险或将上升,另外,利率上行带来的融资成本上行也将对企业资本支出形成抑制。

往后看,美国经济确已进入下行通道。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从基本面角度来看,中国的确将面临外需的放缓压力。美欧经济在财政刺激消退叠加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下陷入衰退的风险加剧,我国面临的外需环境将明显走弱,下半年出口增速下行压力加大。

其次,短期来看,尽管中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整体是“以我为主”,但如果中美之间的跨境利差始终保持倒挂状态,长期也会影响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而随着美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美联储的态度从鹰派向略有鸽派出现边际变化,则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制造了更多的腾挪空间。

再次,中期来看,在发达经济体面临各种困境的背景下,中国的避风港效应可能逐步体现。次贷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维持平稳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是MMT(现代货币理论),然而随着发达经济体陷于高通胀的泥潭,MMT已难以为继。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显然已无法兼顾衰退、通胀、高债务等多个问题,货币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

而中国具备较强的自给能力以及较高的产业链完备性,使得中国通胀的压力并不大。中国依然有空间去维系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避风港效应可能逐步体现。

(作者为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证券宏观团队海外负责人卓泓、兴业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卢燕津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已刊发于8月6日《红周刊》,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红周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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