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袁术:自许“玺之郎”,其实“骷髅王”

汉末袁术:自许“玺之郎”,其实“骷髅王”
2024年07月26日 12:47 铲史官漫画

导语:铲史官新推出“梗百科”系列,科普各种网络热门历史人物梗,今日为第一篇,讲述袁术为何喜提“玺之郞”称号,欢迎大家提选题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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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邓玲玲

脚本:周绍纲

编绘:朱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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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传国玉玺的流转和下落

传国玉玺,作为皇帝信物的玉玺,被历代视为正统皇权的象征。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五·王礼考十引注卫宏曰:

秦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祖入咸阳,秦王子婴以玺降,其玺乃始皇蓝田玉玺、螭兽钮,在六玺之外。

元朝人马端临引用东汉光武帝时期学者卫宏的说法,对传国玉玺做出的相关描述,其中透露出几个信息:

一是皇帝的印信为什么叫做“玺”。秦以前,世人喜用金属玉石雕刻为私人印信,按照个人喜好通常都有龙或者是虎作为装饰。秦以后,朝廷禁止皇帝以外的人以金玉作为私人印信,皇帝所用的印信被称为“玺”。

二是传国玉玺的材质,传国玉玺是用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关于这点,南朝学者沈约继承了卫宏的说法,沈约《宋书·礼志五》:“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不过,北魏崔浩在《汉纪音义》写道:“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考虑到卫宏是东汉初期人,且是古文经学家,他的说法可信度更大一些。也就是说,传国玉玺极可能是蓝田玉做成的,而不是千古名玉“和氏璧”。

三是制作人。传国玉玺是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命人制成的,题字的人是丞相李斯。那么,雕刻玉玺的工匠是谁呢?据宋代四部类书之一的《册府元龟》记载,工匠名字叫孙寿。《册府元龟》史料来源是哪里,就不清楚了。秦始皇制作玉玺,应该是用来替代遗失的“九鼎”作为天子的象征。

四是玉玺上的字。东汉卫宏的说法,玉玺上刻的八个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南朝沈约的说法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东晋孙盛《晋阳秋》载:

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曰“(旻)〔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秦旧玺也;《后汉书》卷三十引注徐广曰: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东晋孙盛的说法是“旻(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并且备注了东晋大臣徐邈之弟徐广的说法。孙盛作史有董狐遗风,极重史德。

可见,传国玉玺刻的八个字至少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以及“昊天之命,皇帝寿昌”三种说法。

为何会出现这类情况?应该是李斯的字体比较独特,不是秦朝官方统一的小篆,而是《文献通考》所言的“鸟虫篆字”,后人极难辨识。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卷二十六中,刊载了三种版本的传国玺印文(见下图)。

秦朝覆亡后,传国玉玺去了哪里呢?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注东汉人卫宏的说法,传国玉玺在秦汉的流传情况如下:秦二世死后,秦王子婴将传国玺献于汉高祖刘邦。王莽篡汉后,向孝元皇太后逼索玉玺,皇太后大怒,掷玉玺于地,摔崩一角,王莽命人以黄金镶补,尽管手艺精巧,但玉玺终究留下缺角之痕。王莽败亡后,玉玺落入更始帝刘玄手中,后来刘玄被赤眉军打败,玉玺落入刘盆子之手,后赤眉兵败,献玺于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各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孙坚军率先攻入洛阳城。《后汉书》、《山阳公载记》、《吴书》、《资治通鉴》皆载孙坚军进入洛阳后获取传国玉玺,但后来被袁术夺取,作为称帝的凭据,袁术死后被徐璆携玺至许昌,至此玉玺得以重归汉室。

关于孙坚得到玉玺之事,西晋虞溥和南朝裴松之有不同看法。虞溥在《江表传》中表示,根据《汉献帝起居注》的文字“天子从河上还,得六玉玺于阁上”,说明传国玉玺根本没有丢失,另外太康初年孙皓向晋朝投降时交出的是六枚金玺,没有玉玺,表明孙坚发现传国玉玺这件事是假的。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也认为孙坚发现传国玺是假的,裴松之的论据是孙坚在反董义军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传国玺而潜匿不言,则为阴怀异志,怎么能称得上忠臣。

虞溥显然搞错了一个事实,天子六玺和传国玉玺并不是一个概念。东晋经学家虞喜《志林》曰:

天子六玺者,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

传国玉玺不在六玺之列,皇帝平时使用六玺办公,并不使用传国玉玺。可见,虞溥所论不足为据,至于裴松之,他的论证属于自由心证。

汉末,传国玉玺大概率是经过了孙坚、袁术、徐璆之手后,又回到汉献帝手中。无论如何,最终传国玺仍从汉室手中传给曹魏,之后西晋篡魏使玉玺归晋。

西晋以后,传国玉玺的流转,有不同说法:

一是西晋——后赵——五胡——冉魏——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北齐。据上文所引东晋孙盛《晋阳秋》,西晋永嘉之乱后,晋怀帝被俘虏,玉玺归前赵,后赵石勒灭前赵得此玺;其字迹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后于玉玺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并于五胡处流传,最后传到冉魏。冉魏因战祸求乞东晋军救援,玉玺又归于东晋。东晋时从五胡处夺回后便流传于南朝,南朝梁武帝时期爆发了侯景之乱,传国玉玺被侯景所得,后来辗转到了北齐,不久北周灭了北齐,玉玺就到了杨坚手中,也就是传到了隋朝。

二是北魏所得。据《魏书》卷四下、《北史》魏本纪第二,北魏太武帝在泥像中找到二方玉玺,字迹皆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中一方旁边还加注“魏所受汉传国玺”。北魏的传国玉玺比较可疑,一是在佛像中发现,二是有两方,三是还强行和曹魏扯上关系。由此判断,北魏的这两块,是为了加强自身政治的合法性而伪造的赝品。

其实,不只是北魏造假。到了唐初,已经有八块了。《新唐书·窦建德传》:“建德妻奉山东地并传国八玺来降。”整整八块!五代时期,又出现了不少仿品,以致后世史家已经无法分辨那块是真,那块是假了。

关于传国玉玺的失踪之事,有多种说法,因为赝品太多了。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传国玉玺在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之时失踪了。

后世的北宋、元朝、明朝、清朝都有记录发现传国玉玺,不过都很难令当时的人信服。

如明弘治十三年,陕西巡抚熊翀进献白玉玺一方,书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礼部尚书傅瀚奏曰其不合《南村辍耕录》所载传国玺受命宝,且人君治天下以德不以玺,太祖作玺亦足以为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请不用此印。明孝宗从其言,藏而不用。

又如清乾隆三年,督河高斌进献碧玉玺一方,书鸟虫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雕刻古泽可爱,颇有秦汉古意,与《南村辍耕录》所载传国玺受命宝也颇为吻合。乾隆虽说好大喜功,但考据功底不赖,认为其材质并非玉质,且推定其应不是秦代流传下来的传国玺,只是好事者仿古所作,并表示“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同贮,于义未当”,仅当作玩物而未用作国宝。

此后,无人再献玺。

参考资料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卢弼《集解》、王越《汉末袁术集团研究》、方诗铭《论“气侠”之士袁术》、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林榕杰《论袁术战略选择之失误》、林榕杰《曹操遣刘备邀击袁术考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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