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政学人
被“民族保守主义接管”？新右翼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
作者：Stefan Borg，瑞典国防大学副教授，研究兴趣为美国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理论。
来源：Stefan Borg, A ‘natcon takeover’? The New Right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4, iiae178.
导读
作者发现，特朗普2.0政府的前景引发了人们对一个不可预测的、狭隘交易型超级大国回归的担忧。由特朗普2.0政府领导的美国对已趋于紧张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的承诺，往好的方向说是“值得怀疑”；往坏的方向说则是根本不具备可信度。2021年1月，支持特朗普的暴徒袭击国会大厦后，尽管在共和党基础中仍拥有一批忠实追随者，但特朗普总体上似乎已经陷入了孤立状态。三年后的2024年，可以肯定地说，共和党内部的传统力量已未能彻底重新控制该党。
作者进一步观察到，除了特朗普，共和党内部还存在着更为根本的观念转变。保守主义的内涵，包括其外交政策的愿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可能影响其言论，还可能在未来影响共和党政府政策的实质。本文将讨论美国新右派（the New Right）及其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愿景，以及其将愿景制度化的努力。作者认为，新右派可以区分为三个存在重叠关系的主要部分：“克莱蒙特派”（Claremonters）、后自由派（post-liberals）和民族保守主义派（national conservatives）。他们在如何概念化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作者认为，三派中的民族保守主义派——部分由于其普世性质——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派，以至于更传统的保守派精英成员开始讨论“被民族保守主义接管”（natcon takeover）。
作者指出，新右派正在努力将理念转变为政策。这一派别牢记：为了掌握政治权力，理念必须得到适当的制度化，机构中必须有愿意实施这些政策的官员。新右派认为，未来的共和党政府不应寻求削减保守派历来认为臃肿的联邦官僚机构，或通过缩小行政国家的规模和职权来削弱其权力。相反，新右派越来越普遍的观点是，必须通过大规模人员更替从内部夺取和改造行政国家。最后，作者认为，尽管新右派的三个派别表面上都信奉某种宏大的战略克制观念，但民族保守主义的兴起可能会加速从欧洲到亚洲的转向，而不是像有时所说的那样导致新孤立主义。
特朗普政府和外交政策精英
在与特朗普政府的斗争中，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已成为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核心。正如伊丽莎白·桑德斯（Elizabeth Saunders）所指出，传统上，国际关系理论很难处理精英问题，通常假设“精英是理性的战略行为者，受到国际体系或汇集社会偏好的政治机构的约束”。然而，即使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这样的结构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在单极条件下，主导大国可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来超越结构性约束以推行其外交政策。
作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本能没有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北约“在特朗普时代的表现比许多评论员预测的要好”。当然，虽然特朗普未能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想制度化，但他确实对既有制度造成了严重削弱。对此，学界最常见的解释与华盛顿特区及其周边地区顽固的外交政策界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关，他们对特朗普更为非正统的思想产生了约束力。外交政策界几乎一致支持自由国际主义、追求美国主导地位并反对美国克制。格奥尔格·洛夫曼（Georg Löfflmann）指出，特朗普政府的长期意义不在于政策变化，而在于它打开了“美国大战略可能重新调整的大门，即摆脱两党对自由主义霸权的共识，转向精英和公众舆论更紧密的结合”。这种重新调整的性质成为特朗普当选后出现的新右派的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新右派：克莱蒙特派、后自由派与民族保守主义派
（一）克莱蒙特派
就历史而言，克莱蒙特派也被称为“西海岸施特劳斯派”（West Coast Straussians），他们并没有什么新意。这些思想家都来自克莱蒙特研究所及其周边地区，克莱蒙特研究所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普兰的保守派智库。然而，新意在于，在特朗普胜选后，这个群体在权力殿堂以及更广泛的保守派运动中都拥有影响力。用一位密切观察者的话来说，克莱蒙特派是“特朗普主义……保守派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表达者和影响者”。
作者认为，外交政策从未成为克莱蒙特派的关注焦点。他们的核心思想关注转化为某些基本的外交政策倾向，如战争、移民和贸易政策。首先，克莱蒙特派极力赞扬美国的建立时刻，他们将美国建国理解为“雅典和耶路撒冷的融合，这是人类历史上理性和启示首次共同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即认为美国共和国是西方传统中最好的宪法体现——这种信念有助于强烈支持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在历史上一直被用来为各种大战略辩护。对于克莱蒙特派来说，它首先转化为对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外交政策取向的支持。其次，它将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而民族主义又倾向于蔓延至关于“西方受到威胁”的文明思维、对移民的强烈反对以及在贸易问题上的保护主义立场。
作者肯定地指出，克莱蒙特派自1990年代以来就一直主张采取克制的外交政策。克莱蒙特派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认为其未能根据狭义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最终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克莱蒙特派建议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服务于国内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利益。虽然自由国际主义曾经符合美国的更广泛利益，但他们认为情况已不再如此。
克莱蒙特派通常也会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增加民族主义。他们认为特朗普演讲的核心不仅是一种“原则性现实主义”，而且是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欣赏：“永远都会有国家，试图压制民族主义情绪就像试图压制自然——这非常困难，而且很危险。”此外，这种民族主义受到美国社会严重衰败的信念支持，是强烈反对移民或“不断输入没有自由传统、品味或经验的第三世界外国人”的根源。最后，克莱蒙特派往往最终鼓励一种文明思维，这种思维有时也体现在特朗普政府身上，即“西方文明”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美国文化战争。如2019年，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因“守卫西方文明的城墙”而荣获克莱蒙特研究所颁发的政治家风范奖。
（二）后自由派
后自由主义兴起于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与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保守派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丹尼恩（Patrick Deneen）于2018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密切相关。丹尼恩的书引发了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现状的广泛辩论，几乎保守派所有主要的专家都发表了看法。
作者指出，在哲学上最好将后自由派理解为一种受天主教影响的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提出了独特的批判，并强调共同利益是纠正自由主义明显缺陷的一种手段。他们通常认为，二战后自由主义的两种主要形式——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已经围绕一项政治计划凝聚在一起，而这项计划的首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主权。结果，自由主义秩序越来越无法培养社会结构所依赖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自由主义据称捍卫的价值观受到侵蚀。此外，后自由主义者在行政国家问题上的看法与克莱蒙特派相似，以回应如何应对他们认为日益激进的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丹尼恩对自由主义的最初批判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培养强大的当地社区作为对抗自由国家的堡垒。
作者眼中的后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诊断，与之前提到的自由国际秩序陷入严重危机的观察背道而驰。后自由派将国际秩序的动荡理解为自由主义日益加强的症状，而这种自由主义往往会自我毁灭。因此，后自由主义者主张采取克制的外交政策。事实上，后自由主义者对美国自由主义全球领导地位的诊断挑战了美国例外论的概念，丹尼恩甚至被保守派指责为“反美”，因为他反对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普遍被认为是贯穿了美国整个建国历程的主义。
（三）民族保守主义派
一些试图为美国优先运动披上思想外衣的保守派，重新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兴趣。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案例由以色列裔美国政治理论家约兰·哈佐尼（Yoram Hazony）阐述，他于2018年出版的《民族主义的美德》（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书，成为民族保守派或俗称“natcons”的“思想宣言”。哈佐尼试图将民族主义从种族仇恨和破坏性政治项目的联系中分离。
作者指出，民族保守主义派倾向于对美国干涉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且像后自由主义者一样，经常将其视为自由主义扩张主义和过度扩张的一种略带伪装的形式，这很少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有关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努力之间是否存在平衡的辩论中，民族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声音最为响亮。他们主张“亚洲优先”的做法，这意味着美国将大大减少介入——不仅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欧洲安全问题上。
新右派制度化
作者认为，新右派的普遍看法是，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受到官僚主义和华盛顿精英普遍敌意的阻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可以将新右翼的议程制度化：在首都建立新的组织，或控制已经建立的组织。作为第一种战略的一部分，202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与新右翼结盟的组织。克莱蒙特研究所在华盛顿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名为“美国生活方式中心”（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专注于“破坏和削弱左翼的制度权力中心”，该中心以克莱蒙特派特有的好战态度来处理与文化战争有关的问题。其他在特朗普时代新建立的新右派组织还包括：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和美国复兴中心（the 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等等。
结论
作者在本文中探讨了新右派如何看待美国的外交政策，并表明新右派已开始建立新的思想基础，以确保下一届保守政府不会受到被视为顽固的保守派精英的制约。新右派的三个分支派别都支持美国大战略，该战略表面上基于某种（通常定义模糊的）克制观念。对于克莱蒙特派来说，美国的全球扩张是政治精英出于私利而背叛广大公民的行为。后自由主义者的根本议题在于，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精英一直在国内和国际上推行所谓的激进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民族保守派（新右派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试图恢复民族主义，但事实证明，这与对中国的强烈敌意完全相容。国家保守派的基本问题最终不是战争本身，而是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它们无助于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归根结底，新右派的崛起和其内部国家保守主义的崛起不太可能导致类似新孤立主义甚至克制的大战略。相反，如果共和党人在2025年或2029年入主白宫，考虑到国家保守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直言不讳，国家保守派的影响很可能会加速转向亚洲，同时降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事实上，国家保守主义的崛起将巩固而不是挑战所谓的以国家为导向的“新华盛顿共识”，该共识的核心是制造业回流、“降低”重要供应链的风险、大规模产业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对华强硬立场。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于，如果美国积极阻止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崛起，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未来几十年内陷入整个亚洲的直接或代理冲突。简而言之，如果最终目标是防止美国卷入国际冲突，那么用中东换取亚洲可能不是那些批评美国主导大战略的人最明智的选择。
词汇积累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自由国际秩序
the New Right
新右派
Claremonters
克莱蒙特派
译者：于依言，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校对 | 孙溶锴 韩欣洁
审核 | 施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