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IN朝鲜
作者：李熙玉，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
来源：李熙玉，“紧急戒严与弹劾局势下的韩中关系”《首尔经济》，2024年12月24日。
12月3日，在韩国首尔火车站，电视上播放总统宣布紧急戒严令的画面。韩国总统尹锡悦3日晚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发表紧急谈话，发布紧急戒严令。记者 姚琪琳 摄/新华社
2024年12月3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的紧急戒严令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震动。这一举措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尽管韩国民主制度存在一定局限，但已经实现了足以杜绝军事政变或戒严的政治巩固化(Political consolidation) 。虽然这次的紧急戒严决定在韩国公民和国会的努力下被迅速解除，展现了韩国民主的韧性(resilience)，但也让韩国为重新挽回其软实力以及苦心经营的“魅力国家”形象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更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应对这一局势负有责任的个人和政治团体，不但没有反思，反而依赖极端支持者，利用政治部落主义（tribalism），试图巩固自身地位。这种做法无疑对韩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
针对此次紧急戒严措施，美国直言不讳地将其称为“严重的误判”，并明确表示这是对民主价值的挑战。由此可见，韩美同盟的基础正面临动摇。而此前好不容易找到改善关系契机的中韩关系，也再次陷入了停滞状态。事实上，中国在观察此次紧急戒严措施及其解除过程时，始终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对于韩国内政，不予评论。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这番表态展现了中方尽力管控局势的谨慎态度。
这种态度体现了中国希望维持今年5月第九次中韩日领导人会议期间尹锡悦总统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谈，以及11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中韩首脑会晤中形成的中韩关系改善氛围。同时，也反映出在韩国国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中国选择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避免轻率表态。此外，中国或许也期待韩国国会在尹总统弹劾起诉案中批判的“仇中亲日”政策倾向有所调整。
然而，12月12日，在尹锡悦总统发表了为戒严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第三次面向国民的讲话后，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讲话中，尹总统提到“有3名中国人因拍摄韩国军事设施被捕，还有一名40多岁的中国人被发现使用无人机拍摄国家情报院。此外，中国生产的太阳能设备可能对韩国的森林造成破坏。” 通过这些言论，尹总统显然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批评称：“中方对韩国内政不作评论，但坚决反对韩方将内政问题同涉华因素相关联、炒作莫须有的所谓‘中国间谍’、抹黑正常经贸合作。这不利于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尽管韩国外交部试图缓和局势，强调“无论国内情况如何，韩方都会与中方保持必要沟通，持续推动中韩关系的发展”，但这在说服中方方面显然存在局限性。
中国学界对韩国紧急戒严和弹劾局势表现出高度关切，但在尹锡悦总统发表涉华言论后，舆论氛围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中国学者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对韩国公民的尊重，认为“韩国公民阻止了国家的倒退”，并高度评价了韩国公民在本次事件中的作用。其次，批评韩国将中国问题引入国内政治的做法，指出这种利用韩国社会存在的反华情绪的政治算计，正在使中韩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最后，一些学者主张，在弹劾局势导致韩国对华政策失去推进动力的情况下，中国应保持战略耐心，并在新政府成立后采取“新酒装新瓶”的方式，推动中韩关系重新迈向健康发展。
事实上，在将中国问题引入紧急戒严的背景下，中韩关系不得不重新调整，而这势必增加韩国的外交负担。特别是在韩国领导人的国内外信誉已经受损、‘政治有效期’有限的情况下，其对外政策的推动力将大幅减弱。为减少这一沉没成本(sunk cost)，韩国国会应通过对华公共外交，暂时弥补这一外交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