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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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可是苍天对你在呼唤。
一曲《奢香夫人》背后，不仅仅是一位边疆女性的传奇人生，更是云贵高原上各族同胞心向中华的真实写照。
自秦开五尺道通西南以降，云贵高原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便日益密切。然而，即使是在大一统的汉唐两代，中央政府对云贵高原的统治也以羁縻为主，少数管辖范围只局限在少量交通要冲，大部分的土地和人民游离于管辖之外，甚至一度归属于半独立藩属王国（哀牢国、夜郎国、南诏国与大理国等）。然而，随着大明王朝的建立，中原王朝在云贵高原上的管辖水平陡然提升，不仅顺利在云南与贵州两地分别设立等同内地的承宣布政使司，更在政治、军事、交通等多个领域经营云贵高原，其中不仅有明朝廷的政治智慧，更体现着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的双向奔赴。
明月普照·彩云之南
明朝建立之初，今贵州一带的土司尚未完全归附，云南也被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盘踞（孛儿只斤·把匝剌瓦尔密是元朝镇守云南的最后一代梁王）。朱元璋将元廷逐出大都后，便将当时旧元势力盘踞的云贵高原纳入征伐议程之中。早期朱元璋对于云南地区的态度仍然是以“诏谕”安抚为主，并没有完全放弃唐宋两代的羁縻政策，然而元梁王不仅连杀明朝两位使者，甚至暗自派遣使者与北元商议兴复之策，这种斩使示威的做法与战略威胁彻底耗尽了大明皇帝的耐心，也为大明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直接管辖提供了契机。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明廷派遣将军傅友德、沐英与蓝玉三位名将出征云贵高原。相较于前朝对于云贵高原重要性的轻视，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亲自参与经略云南的计划。《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曾经亲自下达谕旨部署战略：
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
朱元璋的战略部署极具前瞻之明，傅友德大军依诏自湖南向西推进，一路招抚向前，侧翼军队由川南占据黔西北与滇东北的战略要地，分进合击直达入滇门户曲靖，从而使明朝大军毫无后顾之忧，最终顺利击破元朝梁王主力。随后不久，明军蓝玉、沐英部趁热打铁向西进攻大理，攻克南诏皮罗阁所筑龙尾关（下关），在唐朝曾遭遇惨败的南诏之地取得完胜，并顺势攻克大理城，将意图重温大理王朝旧梦的段家尽数收服，最终取得了在云南地区的军事完胜。
在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之后，明王朝对战后云贵高原上的汉彝部落进行了妥善安抚，同时开始了行政区划重置。相较于前朝的粗犷羁縻管辖，明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经营可谓颇具政治智慧。
自秦汉通西南夷开始，历来封建王朝都侧重于“以巴蜀治云贵”，依托四川盆地来治理南方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种看似省力的治理模式实质上使川蜀背上了巨大的经济军事负担，同时忽略了处在川、滇、楚三地之间的贵州的地缘重要性。贵州一带的长期羁縻统辖不仅暗藏了不稳定的军事风险，更让中央王朝对云南大部的控制能力仅仅只能远绕川蜀一线，无法真正发挥中原腹地的人力与物产资源优势。
明朝治理云贵高原的开创性视角就是着重强调贵州一带的地缘战略意义，强调“以贵州之稳辅云南之治”，从一开始就将贵州作为独立的军事地理板块强化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傅友德大军方才平定云南一个月后，明廷便在当地各旧宣慰司的基础上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下辖包括贵州卫、毕节卫、赤水卫等在内的十八卫二所，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贵州清晰划分为以中原王朝军事驻点为名的军事行政区划（永乐年间正式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在前朝上千年的羁縻府州统治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此之后，明廷始终“守云必守贵”，朱元璋本人也说过：
其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建昌（云贵川交界的少数民族）之地更宜约束其酋长，留兵守御，禁其民毋挟兵刃。至如霭翠（水西土司首领）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
在这一大战略之下，明廷对于尚存的部族恩威并施，最终“乌蒙、乌撒、东川、芒部诸部长百二十人来朝，贡方物。诏各授以官，赐朝服、冠带、锦骑、钞锭有差”。 作为贵州最大土司的霭翠也遣其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奢香夫人入朝，使得云贵一带诸族皆服膺明朝军事辖制。
而在云南地区，以沐英为代表的明朝将领同样重视以中原王朝的模式治理云南：
“今云南既克，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率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以治之。”
朱元璋同样对前线将领的意见全力支持，当年（1382）便在云南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管辖全省各府、州、县。
在云南之外，明朝一直对活跃于东南亚的各方势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力争将元朝在东南亚的朝贡体系全盘继承。明朝初年以沐英领兵两破麓川土司（今云南瑞丽为中心，同时统治缅甸东部大片地区）为始，在云南及其周边逐步设立了层次分明的宣尉体系——三宣六慰。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指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尽管在后期，这一朝贡羁縻体系逐渐瓦解，但是以“三宣”为核心的云南边境区域日益巩固，从而为日后云南边防奠定了基础。
万世不拔之计
明代在云贵高原的戍兵屯田
在当年对大理段氏的战书中，明将傅友德便将明朝的不破阳谋传达给意图割据自立的敌人：
“（明军）新附州城，悉署衡府，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
朱元璋也在平定云贵后提出了关键战略目标：
“为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耳。”
即明朝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超越前朝的核心目标，要让云贵高原从此牢牢地处在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南问题。
古代中原王朝对于西南云贵高原经营的最大困难大概是该区域的山高水深且沟壑纵横，相对潮湿的气候和浓密的原始山林更使中原王朝的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束手无策，其行政管辖的末梢节点往往只能集中在特殊的交通要地，并且依赖于某些亲善部族的支持。因此一旦当地局势不稳，孤立无援的中原王朝军政人员便只能选择暂时撤退，无法积蓄足够的反击力量。而明朝立国之初的卫所制恰恰着重强调军事人员的长期戍守能力，明初卫所军士在营，分别守备和屯田，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从而形成一套自我循环的耕战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后勤的依赖。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仅贵州屯田就有九千三百三十九顷二十九亩之多，《云南通志·兵食志》载云南军屯田面积约一百三十余万亩。
平定云南的当年，朱元璋便下令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川都司兵戍守云贵。为了给云贵高原放下一根定海神针，朱元璋将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沐英留在云南镇守，进而抚绥平定当地的各个部族，沐英作为平定云贵的主要将领，在周边部族中颇有威慑，因而为明朝经营云南奠定了重要基础，史载其“手定云南之经营，未十年百务具举”，随后沐氏子孙世代镇守云南，与明朝相始终，可谓明廷在云南的主心骨。
而对于云贵高原上戍兵所需要的粮草补给，明朝前线将军傅友德等人也多有创见，除了卫所屯田的官粮之外，也临时将当地被征收的故元官田、寺院田地纳入官田作为军粮补给，同时也将明朝大规模启用的盐商中纳（即盐商送粮草到前线后获得官方“盐引”授权贩盐）推广到云贵地区，极大缓解了前线卫所的粮草问题。
明代在贵州的卫所分布在湖广、四川经由贵州前往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且与土司辖地犬牙交错，兵卫相属，道路易通，无事则分兵驻守，有警则合兵剿捕。为了保障贵州的安全，明廷采取沿驿路建立卫所的策略，联合川、湖等省进行管控，划分区域设防，并通过城池、关隘、寨堡、哨卡、驿站构筑起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戍防体系，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基本维持了这个新设行省的合理运转。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滇黔与周边各省的军事交通联动，更直接强化了对各地土司的军事控制，为后来的“改土归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辖十八卫二千户所原额军户共计十五万九千九百二十八人，再加上湖南都司部署在贵州境内的六卫二所，整个贵州地区的军户员额达二十万以上，而按照明朝军户一人在军则全家跟随的制度，明朝初年以卫所军户入贵州屯田戍守的人口就应达到八十万上下。洪武永乐年间，明朝先后在云南建立了二十卫、三御、十八所，总共一百三十三个千户所，到万历年间统计军户数量也达二十九万之多。如此大规模的卫所军户迁徙对于明廷稳定云贵意义重大。
开道移民宣教化，改土归流向中华
明代对云贵高原的管辖不仅在军事政治层面，更意图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对整个滇黔地区进行全方位治理。
明廷在贵州地区推出“未经儒学教化者不准承袭土司”的政策，以国家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土司子弟学习儒家经典，知晓礼仪，否则不能继承土司。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开始，官学国子监向土司子弟开放，让所有西南土司子弟接受系统化的儒学教育，从而真正改变文化隔离状态。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水西彝族土司奢香夫人为让其子接受彝、汉文化知识，特指派彝文先生陪同送往应天府（南京）请入京师太学，明太祖朱元璋诏国子监“善为训教庶，不负远人慕学心”。两年学成之后，朱元璋钦命奢香之子名为安的，并赐三品朝服、袭衣及金带嘱归。而奢香夫人携子求学京师后获得皇帝钦名这一模式也被西南各族争先效仿，从而开启了滇黔各地大土司慕义华夏的热潮。奢香夫人不仅成了各大土司的表率，更与其子聘请在学习时结识的贤才学士到贵州招收学子，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兴办贵州宣慰司学学堂，开辟了本土化的儒学教育体系，塑造了一个贵州的儒学教育中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彝汉文造诣很高的学生，如安聚、安珑富、安观、安贵荣等。其中安贵荣与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颇有来往，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在奢香夫人故里创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新说。双向奔赴下，贵州汉文化水平快速提升。《黔书》载：
“至嘉靖十四年乃从巡按王杏、给事中田秋之请开科于贵州。”
可见到明朝中期，贵州已经可以开科取士了。
明朝以前，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叛服不定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稳定便捷的交通路线，大军深入沟壑密林行军缓慢，无法在军事上达到快速反应的核心目标。自朱元璋开始，明代与当地土司动用大量资源在云贵高原上开辟管道通衢，不仅为明朝驻军与派遣军迅速深入滇黔腹地奠定基础，也极大便利了中原与云贵地区的物资与人员交流。
如明朝平定云南后，便在川滇交界设置大渡河守御千户所，征南将军傅友德调从征千户吴中领兵千人守之，复造舟以渡往来之人。镇守云南的沐英则定普定、广南诸蛮，通田州粮道（广西西北与云南交界处道路），洪武二十年（1387），沐英又修治永宁经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的云南主要道路，于道路沿线设堡共计23处，随后明廷又根据用兵需要向西北修筑通往丽江木氏土司的道路，向西修建通往滇西腾冲及以南“三宣”地区的通道。
地方土司层面，奢香夫人更为贵州地区的道路开辟做出贡献。奢香夫人在其丈夫霭翠死后代摄土司之政，当地明朝将领“以事挞香，激为兵端”，群情激奋之下本可以揭竿而起的奢香选择保持理智，与水东土司刘淑贞共赴南京向朱元璋秉明冤屈，同时表示愿为大明“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受到朱元璋的赞许。回到水西（贵州贵阳）后，“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即开辟了从贵阳向西沟通云南昭通的大道，同时向北直达四川的川黔大道，又在境内设置九大驿站，进而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联结川、滇、湘的庞大交通网络。交通的发展也带来商业的繁荣，当地少数民族不仅“悉被华风，俗效中华”，在种植业与纺织业领域发展迅速，更形成了汉夷合市的繁荣状态。
平定云贵高原后，明朝在云南靠近内地的区域设置流官，“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但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当地中小土司的旧有权力。明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改思州、思南两宣尉司为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八府，连同贵州宣慰司（水西、水东土司）及安顺镇宁永宁普安四州共同组成了省一级的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这一行政区划的变革不仅标志着贵州在行政区划领域单独设省，更正式开启了明清时代改土归流的政治实践，即以其内部仇杀不止而废除了盘踞黔东八百年之久的“超级土司”思州田氏，在整个贵州东部实行州府管辖。这一政策不仅让明朝在贵州实现了精细化管理，更以范例震慑整个云贵土司——明朝政府有绝对实力与能力废土司而置流官，实行直接管辖。
明朝在云贵地区实行的关键政策便是人口迁徙，中央朝廷所有政治政策运用的前提就是在当地拥有充足的汉族人口作为基本盘。（嘉靖）《贵州通志》记载：
贵州布政使司、府、州、卫、所军民人户一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户，五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丁口。军户六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民户五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
另据计算有明一代，调往云南的27万余卫所官军，按明代军事移民第一代每户三或四口人计算，明代云南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达到八十余万甚至百万。
明朝通过卫所从内地迁徙大量移民进入云贵开垦拓荒实边，也通过迁徙罪犯，招引雇民佃种等方式增加屯民数量，移民不仅增加了大批开发贵州的人力资源，还将先进的农业技术用于开辟当地的荒田，大几十万的汉族人口从江西与湖广等省份纷至沓来后，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并与周边彝、苗、土家等族通婚融合，在云贵各地形成了明朝管辖的牢固支撑。
有明一代，从行政制度设计、军事屯垦方略、移民与社会文化改造等多方面着手，积极开展对云贵高原的治理。这些举措的实行不仅促使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加快，进而稳定了这一区域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还使当地的少数民族“渐慕华风”的倾向日趋明显。各个民族之间的相向而行，推动了云贵高原上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加深，从而让大明完成了前朝无法达成的目标。
就像奢香夫人的歌词里写道：
“你来过年华被传说，百里杜鹃不凋落。”
在这场中华民族大家庭双向奔赴的流金岁月中，民族融合的传奇故事正如那百里杜鹃一般代代传承，永不凋落。
参考书籍：
1.《明史》
2.《明实录》
3.《弇山堂别集》
4.《贵州通志》
5.《云南通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