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不平衡增长与不平等的现代启示 | 《财经》书评__财经头条_

来源：财经杂志

《失衡的繁荣》

[美]彼得·林德特

杰弗里·威廉姆森著

韩微邱谊萌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3月

文｜邓宇

研究不平等的文献著作颇多，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勾勒出了人类不平等的各种影响因子，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一书中，从人类不平等历史演化剖析不平等的早期历史、经济发展以及可能的矫正因子。美国金融理论家和经济史科普作家威廉·J.伯恩斯坦出版的《繁荣的背后》一书，则通过跨学科叙事解析现代财富分配与持续增长的底层逻辑，探讨了工业化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价值和最终的目的，其中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平衡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法国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分析了财富分配的长期演变趋势，并认为20世纪中期贫富差距的暂时缩小源于战争、经济危机及高累进税政策等特殊历史条件，而非资本主义的自然调节结果。为遏制当代社会回归19世纪极端不平等状态，主张实施全球累进资本税等制度性改革，并强调民主机制对资本的制约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与杰弗里·威廉姆森合著的《失衡的繁荣》于2026年出版，书中基于大量历史数据，系统重建了自18世纪初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轨迹。书中强调，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虽然重要，但制度、政策与政治选择才是决定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通过历史维度的个案讨论，重新检视经济增长的意义，探讨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增长与公平，对收入分配改革、社会制度、政策设计等有启发参考价值。

美国不平等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放在当代现实语境，有关美国不平等扩大化的趋势及现象愈发显著。一份研究提到，当前美国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创下30年来新高，“富者愈富”的畸形发展态势，暴露出资本力量对民主基石——机会平等、人民主权和政府问责制的系统性破坏。

回到历史的脉络，本书在开篇提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美国是何时又是如何变得如此繁荣、如此不平等的？难点在于，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本书恰是了解过去一个世纪美国收入不平等剧变及其未来的可能走向。挖掘20世纪美国的新数据资料非常重要，有助于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现代经济增长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加剧收入不平等？第二，收入不平等促进还阻碍了经济增长。本书通过探究17世纪以来的美国国民收入情况来解答两个问题。

依托不同的方法论和新的历史数据，本书提出了关于美国在17世纪以来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其中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人均收入方面的世界领先优势历经兴衰起伏。这表明美国的经济增长历经波动，比如“南北战争”时期、1929年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时期”、2007年“次贷危机”等，这些危机冲击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对美国社会不平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整体收入呈现平均化趋势，但在全美范围内仍维持了收入不平等的局面，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南北方经济结构的差异、制度的差异，而在“大萧条”时期后美国加强了金融监管，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但7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更大范围的不平等现象。

本书指出，缺乏监管的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助长了不平等。这一观点在美国几次经济和金融危机时期已有验证，比如“华尔街占领运动”就是例证。

究竟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本书给出了比较复杂的结论，即“推动收入不平等历史进程的根本法则并不存在”，同时也提出可能改变不平等的六种力量：政治、人口结构、教育政策、贸易竞争、金融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本书花了较大的篇幅细致分析殖民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的问题。其中，在分析殖民时期影响美国财富的波动问题时，本书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因素，比如殖民地人口、世界贸易环境。

具体看，价格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在比较过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贸易条件的改善、人口快速增长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美国独立战争的冲击延续了很长时间，战争破坏、贸易减少和顶层危机等造成了巨大的收入损失。到了19世纪初，美国开启了漫长的经济增长时期。整体看，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开始领先，但因金融体系的深化、资本扩张等影响，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

加剧美国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讨论

在分析美国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主要是1790年-1860年），书中称之为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其中的不平等主要有三方面影响，即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

一是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书中认为，美国异常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高净移民率，抬高了资源和资产的价格，特别是土地购置价格相对于工资的水平，进而引发不平等的上升。

二是有利于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快速技术进步。书中认为，工业、运输及贸易、金融等产业的发展加快，增长的速度和收入的积累要快于农业，工业发展不平衡又直接影响到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最大受益者的城市建设者和居民，而之前城市群体的收入已经很高，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加剧了不平等。

三是金融发展。关于这一因素，书中在许多部分都有涉猎，可见两位作者对金融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尤为关注。书中指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收益不成比例地流向历史更久、根基更深厚的地区及那些掌握金融财富和金融技能的顶层人群，最终推动了不平等的加剧。

同时，本书详细分析了美国不平等“大拉平”的现象。其中分析的三点因素，较上述影响不平等的因素基本一致，只是用了更多相反的论证，实际上也印证了本书的观点。

第一点证据是劳动力增长的放缓，在比较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数据后，本书提出在“大拉平”时期，劳动力供给增长较慢的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降幅更大，其次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扩大了技能工人的供给，大幅提高每个人的劳动收入能力，另一方面也因供给提升降低了工资溢价。

第二点是技术变革较弱的劳动节约和技能使用偏向，这一论点主要是反映在农业等非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持平，技术的供给大于需求，减少了不平等。

第三点是贸易风向和金融风暴，贸易的萎缩导致出口行业的收入优势弱化，而金融风暴也导致了金融业收入的显著下降，之后的严格监管等措施抑制了金融业收入的增长。

进一步诠释减少不平等的意义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低迷和活力不足的表现尤为突出，过去发达的国家陷入增长困境，债务型经济和货币政策依赖增强，资本的力量和过度金融化发展破坏了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遭到国家竞争的限制，“逆全球化”思潮和伴随而来的出口管制，以及各国缺乏合作精神等，使得经济增长和贸易往来的成本抬升。部分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政治极化和治理混乱，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很难维系，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仍不完善，驱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均在减弱，创新活力式微。

如何实现新的繁荣成为各国探讨的焦点，无论是强调内生性增长还是结构性改革，无一不将制度建设纳入新的议程，西方发达国家需要重新审视民主制度的效力和政府公信力，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明确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意义。

本书的讨论虽然以美国的经济史为案例，却极具代表性，其中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不平等现象的起伏变化，凸显了影响不平等的内外复杂因素。

工业革命时期，早期的蒸汽机、电力发明、铁路和通信技术等开始经过迭代升级，现代经济开始起飞，追求生产效率提升和财富增长的企业、发明家和资本家开始对技术倾注更多的资金、人力支持，工业革命成果从西欧国家传播到了北美、亚洲。

相对而言，过去一个多世纪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差距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在扩大。不能否认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进步意义，但也不能忽视经济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平等，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悖论——同样的机制在创造伟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

探讨世界经济增长的议题仍将是无止境的。因而，研究19世纪美国的早期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从历史叙事中了解其中的演变逻辑，而是更多向大众传递出经济学者对人类经济增长、财富创造等价值内涵的反思。

诚然，现代经济增长的目的仍在于为人类社会增进福祉，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十国集团在2025年发布一份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不平等问题。

联合国认为，减少不平等是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步骤，并将减少不平等确立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中一项重要议程。但实现这一目标却面临许多挑战，包括政策的有效性、社会固有的偏见，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高度重视减少不平等的目标议程

比较而言，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税收改革（加征富人税、企业征税以及对资本的课税等），还是公共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险等保护，以及英国等提出的比较全面的均等化蓝图，这些政策干预组合只能部分扭转不平等复苏影响，但产生的效果却可能很小。

不禁提出两个疑问：一方面，人类不平等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期间因战争、革命或灾难等因素而出现了波动，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策干预均未能实现扭转不平等的目标，反而人类不平等在加剧；另一方面，人类不平等与沙伊德尔提出的四大矫正力量并未呈现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像是互相制约的因果联系。历史经验表明，不平等状况并不能做到绝对地矫正，而且在矫正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效应。巴黎经济学院发布报告指出，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占底层的50%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翻了一番。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引发的颠覆性创新正在加速。一方面，这些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增长动能，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比如反映在生产效率的革命、产业升级和智能化应用的提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蓬勃发展也衍生出了新的问题，即回到前述不少专著所讨论的，如何平衡增长和公正，即经济增长过程中引发的不平等，反映在当前比较突出的现象，比如资本的扩张、财富的集聚效应，以及人工智能对传统就业的替代等。

研究指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加速渗透，其在提升效率与激发创新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份报告说，虽然人工智能为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但各国起步条件悬殊，导致它们在把握机遇、管理风险时的处境截然不同。若无有力的政策干预，这些差距可能会持续扩大，进而逆转长期以来发展差距逐步缩小的趋势。

不可否认，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低迷和活力不足的表现尤为突出，过去发达的国家陷入增长困境，债务型经济和货币政策依赖增强，资本的力量和过度金融化发展破坏了实体经济，“逆全球化”思潮和伴随而来的出口管制，实际上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如何实现新的繁荣成为各国探讨的焦点，无论是强调内生性增长还是结构性改革，无一不将制度建设纳入新的议程。

回到当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距和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仍需要透过完善制度。前述提到的几本专著尤为关注制度这一影响不平等重要力量，比如收入分配、财产保护、社会保障，以及金融监管、鼓励技术创新和人工智能的治理等各项制度，成为决定长期繁荣和未来的主要因素。

从底层逻辑解决不平等问题

过去20年，全球经济在全球化、跨国资本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共同驱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遭遇数次重大危机，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制造了新的不平等。过于激进的加息、超预期的紧缩政策造成复苏不均衡、生产和投资受阻、全球性企业大面积裁员，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财富分配等产生了分化。

统计数据来看，在财富分配方面，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财富由发达国家掌握，发展中国家手中的财富则不足三分之一，1%的人现在拥有全球金融资产的43%。分析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包括技术创新、金融发展等因素，这些与本书对几个世纪美国不平等进程的研究如出一辙。因此，本书不仅帮助读者理解美国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轨迹，而且也能够依托这种比较分析，讨论在全球范围内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从发展的角度看，本书并未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在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增长所遭遇的包括战争冲突、贸易和金融危机等持续的冲击，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不同阶段的不平等问题。需要厘清一个观点，即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早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体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重视和财富的追求，而财富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是重要源泉。

尽管本书提出了几种引发不平等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贸易和金融发展等，但并不是否认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意义，而是呼吁从制度层面解决不平等问题。书中认为，在人力资本进行均等投资可以促进收入平等和经济增长，以及包括提高教育水平、加强金融监管以消除不稳定、征收高额遗产税等。但要推动这些措施落地还存在不小的阻力。

本书对美国几个世纪经济增长和不平等进程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一，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具有同等重要性。既要强调经济增长，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同时政策议程上应更加需要关注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改善财富分化。

第二，正确地引导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在美国不平等进程中这些要素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关键还是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金融监管的放松和缺位。对此，要重视引导科技向善和金融向善，最终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导向。

第三，重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要汲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债务模式的教训，强调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推进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提升协同发力，为减少不平等而持续努力。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