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为什么不敢花钱，今年诺奖戳穿了

来源：盐财经

文 | 任早羽

编辑 | 辰夕

新媒体编辑｜简妮

视觉 | 顾芗

如果今天发了几万元年终奖，你会怎么处理？

有人终于拿到了加仓的“子弹”，第一时间投入股市；有人终于舍得买下购物车里心仪已久的商品；有人凑够了金额，把钱存进大额存单；也有人看着钱流进银行卡，但什么都不做。

同一笔钱，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每次花钱之前，总要再想一想：接下来还能不能赚到这么多？这笔钱现在花了，以后会不会后悔？这么一来，去年还愿意“月光”的人，今年却未必愿意多花一笔钱。

当你正犹豫是否要把钱存起来，央行下调了利率，政府又新发消费补贴，眼下消费似乎更“划算”了。但你未必会立刻花钱，而是先琢磨：央行为什么要降息？国家为什么要发补贴？未来的经济会怎么样？

这笔钱到底要存起来，还是花掉？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也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解“不敢花钱”的角度：影响消费的，不只有眼下的收入，还有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千千万个普通人做出的类似选择，便构成了更大的消费与经济起伏图景。

北京时间2026年10月12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E·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

罗伯特·霍尔（左），迈克尔·伍德福德（右）/图源：视觉中国

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都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深耕数十年。

霍尔自1978年起任职于斯坦福大学，曾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主席，也曾向多个政府机构提供国家经济政策建议。

而伍德福德则是位辗转于法律、认知科学与经济学的教授，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2003年出版的《利率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更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央行的圣经”。

两人研究路径不同，却都关注同一个微观元素：人。霍尔研究家庭怎样安排消费，伍德福德则进一步研究企业如何定价，以及央行如何通过利率和政策预期影响经济。

他们尝试从经济学视角，理解宏观经济指标背后的“人”究竟在想什么，以及家庭和企业如何作出数以万计的微观经济决策。

从这些微观决策出发，他们重新理解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平稳政策的效果。

“不稳定”总体

要理解霍尔和伍德福德研究成果的突破性，还需要回到历史中去。

在百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社会总需求并不总能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匹配。需求不足，可能导致失业和经济低增长；需求过旺，则可能引发通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政府和央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税收与政府支出等干预手段，刺激经济或者抑制经济过热，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直到今天，这个观点仍然是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凯恩斯主义在政策实践中有着重要影响。但在传统凯恩斯模型下，宏观经济管理者们关注的，往往是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统计相关性。

比如，失业率较高时，通胀率往往较低；反之亦然。模型假定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构成失业率和通胀率的人与企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总体，而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

经济学家们只看到了指标间的线性相关性，却没有追问：这样的相关性在经济生活里，具体是如何形成的。

石油危机打破了这种判断。

因为当时的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种“非常态”：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在上涨。过去依赖的统计关系，不再像预想中那样稳定，原有的调控办法也未能避免高失业、高通胀和低增长同时出现。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琢磨答案。

后来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E·卢卡斯批评了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他认为，这类模型的问题，恰恰在于假定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始终稳定。要让模型更可靠地分析政策效果，就必须为它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

他的观点很简单：过去我们常常“自上而下”地思考经济关系，把经济政策所要“治理”的对象，视为一个平滑、稳定的总体；如今，则需要“自下而上”，从个人、家庭与企业的决策出发，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

因为社会总需求是由数百万个家庭的经济决策构成的，通胀则与数百万个企业的定价决策有关。这些宏观经济指标背后，是真切的、有个人意志与逻辑的经济主体。

社会总需求是由数百万个家庭的经济决策构成的，通胀则与数百万个企业的定价决策有关/图源：《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道理不难理解，但要建立一个能够为宏观经济分析所用的微观经济模型，却并不容易。如何把个体的生产与消费逻辑，归纳成一个既能解释现实、又能用于政策分析的经济学模型？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回应了这一难题。

重新发现普通人

在霍尔之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一个人今天愿意花多少钱，不只取决于眼下赚了多少钱，也取决于对长期收入的判断。

如果一个人月收入1万元，因项目成功获得了5000元奖金，他未必会立即把奖金全部花光，因为这笔钱不是每个月都有的。而如果他得知自己即将晋升，每月涨薪5000元，对长期收入的判断就可能改变，消费意愿也可能增强。

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逻辑，是建立在长期收入上的。

一个人今天愿意花多少钱，不只取决于眼下赚了多少钱，也取决于对长期收入的判断

但“预期”这个概念很难量化。经济学家该如何检验，消费是否真的受到未来预期的影响？

霍尔在1978年的研究中，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将消费（需求）这个影响宏观经济的元素，“下放”到个人与家庭单位中。比如，得知即将涨薪后，一个人可能当下就增加开支，而不必等到工资真正到账。涨薪的消息已经影响了消费，等到钱到账时，就未必会再带来一次新的调整。

顺着这个逻辑，能够预见的收入变化，已经被家庭考虑在内。接下来无法预见的消费变化，就应来自新的、意料之外的消息。

由此，霍尔提出，消费呈现“随机游走”的特点。通俗地说，仅凭过去已经知道的信息，难以预测下一期消费会如何变化。

推论到这里，经济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把带有“预期”的“消费”，纳入到可推论的模型当中。霍尔的突破性就在于，他在此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思维反转。

既然“预期”是不可测量的，不如反过来假设“消费不可预测”，检验消费变化是否真的不可预测，如此，经济学家们便可以做实证检验。

1982年，霍尔的研究支持了这个实证逻辑。研究结果显示，约有80%的家庭是按照“前瞻性”的方式进行消费决策，其余家庭受制于各种限制，只能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消费。

这个结果意味着，消费所构成的社会总需求，取决于个人与家庭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如果稳定经济的政策希望影响社会总需求，就需要考虑家庭对未来的预期，以及他们眼下面临的实际约束。这些研究也为新凯恩斯主义提供了微观基础。

伍德福德延续了霍尔的思考，给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的框架。

在需求侧，伍德福德吸纳了霍尔关于家庭消费的研究成果；在供给侧，他提出，与家庭消费类似，企业定价也具有“前瞻性”，会受到对未来成本、需求和竞争情况的判断影响。同时，价格黏性的存在，使企业没有办法随时按照供需变化调整价格。

诺贝尔奖委员会指出，两位获奖者的研究证明，可以通过重建经济模型，让经济稳定政策重新发挥作用

用一个更通俗的例子来理解。

假设今天一家餐馆的客流量少了，老板并不会立马降价，而是会反过来考虑，客流量的变化是今天菜不符合口味的偶然情况，还是常客搬走、竞争对手增加带来的趋势性情况。同时他也会考虑，如果今天降价了，明天一旦客流量恢复，价格可能不好涨回去。

也就是说，企业定价也会受到“预期”的影响。同时，价格不会随着需求变化立刻调整。因此，当需求减少时，企业可能先减少生产，而不是马上降价。供需的变化，由此影响了实际产出。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伍德福德的研究成果与霍尔的类似。个人、家庭与企业会根据政策信息，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再改变当下的消费、生产和定价决策。这些选择，也会影响政策最终产生的效果。

因此，央行影响经济，除了调整利率，还可以通过透明、清晰且可信的政策信息，调节个人、家庭与企业的预期，进而影响他们当下的选择。

预判

正如伍德福德在授奖典礼上提到的那样，他的工作旨在让大家意识到，经济政策不应该只是“通过操纵杠杆以控制经济”，而是应让政府能够“向公众说明其正采取的措施”。

经济政策不仅需要利率、税收、财政支出等工具，还需要政府向公众清晰地说明政策目的与未来的政策走向。

这也是经济稳定政策需要微观基础的原因：宏观经济并不会脱离具体的人而独立运行。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突破性，在于推动宏观经济研究从“自上而下”观察总体，转向“自下而上”分析家庭与企业的决策，再将这些微观决策纳入宏观经济模型。

过去几十年间，在霍尔和伍德福德的开创性模型之上，经济学家们不断扩展、补充、修缮，构造了一套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这套新的模型，已经被放进了多国财政部与央行的工具箱，用于分析经济和评估政策。

对预期的重视，也体现在央行的政策实践中。

2013年，日本央行在长期通缩的背景下，宣布实施“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提出要实现2%的通胀目标，给足民众“物价会涨”的预期判断。

在美联储议息会议尚未召开时，市场里就飘散着各类降息或加息的消息，最终公布的议息结果，常常“符合市场预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想要告诉我们，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未必等到降息或加息的靴子落地时才开始。政策信息出现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可能发生变化，并据此调整当下的消费、投资和定价决策。

回到最初的问题，新发了一笔奖金，到底要怎么处理？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不会告诉你答案，但你的答案，关乎着他们如何理解经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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