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赵淑荷
编辑 | 黄茗婷
丁涵和周乔结识于一个西藏题材项目。
她们是经验丰富的编剧,在业内多年,都有自己的代表作。
《山花烂漫时》与《日光之城》的豆瓣评分
丁涵的新播剧是《山花烂漫时》(下称“《山花》”),讲述张桂梅在云南华坪办女校的故事;周乔的新播剧是《日光之城》(下称“《日光》”),讲述西藏当地青年在乡创业的故事,同时细密温情地展现西藏当地一个大院里的日常生活,是当下极为少见的西藏生活剧。
丁涵正在创作一部西藏题材相关的电影,而周乔所在的团队曾为《日光》在西藏调研采风,访谈100多位各行各业人士后写出了《日光》的剧本。对丁涵来说,前期与周乔的神交如同一场奇遇,在雪域高原的日光下,她们曾经走过同样的路,领略过同样的风景。
丁涵的眼睛很大,留着优雅的短发,看似温柔,实则敏锐,言谈有力量。
周乔语速快,说话时一直用手捋她的短发,似乎它们挡在额前,影响了思考。
从小学初中开始,写作让丁涵感到快乐,让小朋友犯难的作文,她永远“纸不够”。高中又爱上了电影,尽管家人当时并不理解她投身艺术行业的决定,这个独立勇敢的女孩还是在高考前夕就确定了自己的志业,18岁来北京参加艺考,最终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后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继续学习剧作,毕业后顺理成章成为一名编剧。2021年,她创作了电影剧本《守岛人》,在业界和市场都收到了不错的反响。
周乔则受到爱好文艺的姐姐影响,心里一直有创作梦。最初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系,大学时“混迹”在学校的话剧团,感觉搞话剧比读新闻有意思,于是毕业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攻读硕士。在真正成为一名编剧之前,周乔曾经在一个禁毒教育单位工作,接触警察、监狱、戒毒所——这些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7年前,她辞掉工作,写了一个大纲和前三集剧本,投到影视公司正式入行。
两位编剧在接受南风窗专访当天才第一次见面。她们一位来自甘肃,一位来自内蒙古,年龄段不同,职业路径不同,擅长题材不同,却共享相似的生命经验和创作体会。一个问题抛出去,接到两种回答,拆开一看,其实都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作为女性编剧,她们以手写心,回应时代的需要。
“事业与家庭”,是这次采访的高频词。两位编剧自认事业型女性,都出生在父母支持女儿做事业型女性的家庭,如今也都组建了可以支撑她们做事业型女性的小家。
于是我抛出问题:假如进入影视行业是游戏开局,一个事业型的女性编剧,她的故事线,会是什么样的?
同时孕育两个“孩子”
她们用自己的职业经历来回答。
《山花》的剧本大纲确定之后,进入剧本创作阶段,正是开疆拓土的时候,丁涵发现自己怀孕了。身体急速变化,她担心自己的状态影响项目进度,想退出编剧团队。在制片人李行和总编剧袁子弹的挽留下,她继续创作,开始了同时孕育两个“孩子”的旅程。
生育周期与创作周期一直在赛跑,剧本初稿即将完成时,丁涵的孩子出生了。等她坐完月子,二稿的修改工作开始了。等到《山花》拍摄完成今年播出,孩子刚好两岁。首播那天,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姥姥跟宝宝说:“快来看,这是妈妈写的电视剧。”那个在剧本创作阶段踹肚子的小人儿就坐在丁涵旁边,看到宋佳饰演的张桂梅出场,他兴奋地大喊:“老师!妈妈!”
对丁涵而言,这是一种特别奇妙的体验。回忆整个历程当中的辛酸“自不必多言”,孕早期时受到激素影响,她每天处在无法控制的困倦中;孕晚期肚子大到基本坐不到椅子上。丁涵回忆:“最燃的是写高考那段戏,因为预产期快要到了,我跟剧中的学生们一起倒计时冲刺。”她想在分娩之前多写一点,经常熬夜,“我熬孩子也熬,有时候半夜三四点钟,他在我肚子里也在手舞足蹈,我们互相陪伴,彼此给予力量”。写完高考戏份,丁涵入院待产,她曾由衷地感叹:“我自己也像经历了一场大考。”
《山花烂漫时》中高考的戏份
周乔听到这里,给出了另一个解释:“其实有可能是女性在怀孕的时候,激素变化导致整个人的状态跟以前不一样,她可能更容易在一个精力旺盛的水平线上。”这是一个与“一孕傻三年”截然不同的解释,有些女性在经期和孕期,生命潜力会被激发。
周乔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女人生完孩子会抑郁,“在孕育生命的时候,她把太多的能量调动在这件事上了,等到分娩之后,就会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下滑,或者说空虚”。
周乔生完孩子后,经历了约半年的抑郁期。她对生育同样缺乏准备,突然要对一个生命扛起责任,让她觉得自己的价值“一下子没有了”。有次孩子一直在哭,安抚半天无果,她就把孩子扔到了离自己1米多远的床上。周乔父亲生气了,下意识推了她一把,她崩溃了,“因为从小我爸都很爱我,可是现在我好像成了一个养育孩子的工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我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周乔现在回忆,生第一个孩子时有点“自大”,别人跟她说生孩子头三年你什么都做不了,她不信。她出生在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家庭,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有稳定的工作,后来又追逐自己的创作梦想,想做什么就去做,她也都做得很好,作为一个事业型女性,她相信,生个孩子而已,她依然可以做好。
等到孩子来到眼前,她才开始正视,一个女人面临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现实和棘手。这些问题,男性无法想象,生育前的她也无法想象。在生育之后的初期,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剥削感”。这种感受,要到孩子再长大一些,能回馈给她一些爱的连接之后,才得到纾解。
强大与脆弱,是女性身上一体两面。她们经历,看见,然后表达,在创作中激发共鸣。
这时,周乔问了丁涵一个问题:“你的父母是不是也都是事业型的?”
她们两个都在相对平等和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不会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是男孩能做,女孩不能做的,我们是走到社会上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会确实是给男性的机会更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歧视。当然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女性力量正在崛起,时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就此问出下一个问题:当你们走进影视行业,那种结构性压迫,是如何被感知到的?
令人不安的隐性失衡
丁涵是幸运的,遇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作路上的坎坷不多。“但是隐性的、让你不舒服的东西总是存在。”
无论在各个平台还是各大影视公司,女性创作者的声浪直到现在都显得相对微弱。丁涵记得刚刚入行时,正处于“热钱时代”,影视行业的准则尚未规范,还没有“女性题材”这个概念,她手头接到的项目,很多都是警匪、悬疑、古装历史等题材。这些项目的剧本团队大多由男性挑大梁,如果需要找一个女编剧,诉求往往是让她们来“丰富一下情感的部分”。这个让很多女性从业者感到不公平的偏见,正被一点点扭转。“在业务能力方面,女性编剧并不弱于男性,我们不止有细腻的感情,也可以驾驭各种题材。”
《山花》和《日光》都是主旋律题材,两位编剧成功地把有意义的故事,讲出了意思。对她们来说,这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能力。
周乔主动把这个问题递给了丁涵:“《山花》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得还蛮典型的。”
而丁涵的答案恰好也是周乔想说的:“主旋律与商业片之间,从来没有一条分明的泾渭,我们不会把主旋律当作主旋律来做,它首先是一部好作品,一个被观众喜欢的东西。”
让情节好看,让人物合理,让情感浓度达到打动人心的程度,这些类型剧作技巧都被丁涵所在的编剧团队应用进了创作中。
《山花》的开头,是一场跟“蹲坑”有关的戏。张桂梅是荣誉加身的英模人物,但是创作团队选择从一个日常的,甚至有点笨拙狼狈的场景切入,“我们希望剧中的张老师,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楷模,她要接地气,有‘活人感’,事实上张老师本人,就是这么幽默、可爱、不拘小节”。
丁涵又想起一个说法,她问周乔是否也经历过:“当你的剧本写出一点大格局和大气象,别人夸你的时候会说——”
周乔了然地笑了起来:“看不出来是女编剧。”
这让她们感到冒犯:“有深度、有厚度、有力量感的东西,就是男性的专属吗?”
女编剧一样能写大格局,甚至写得更好。丁涵在小红书分享《山花》的幕后故事,一条揭秘角色名寓意的帖子下面,一位网友评论:“同样的读音,庭云比婷芸这种常见的女孩名字大气好多,少了点刻板印象,有寓意有意境。”
很多女性观众都称,在这部剧中,看到了女性最好的样子,得到了久违的“配得感”和治愈感”,敏感和共情能力曾经被视为女性创作者的“弱点”,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恰恰是这种敏感,成全了《山花》的“格局”。
采访结束后不久,《山花》在豆瓣的评分上涨到9.6分。有网友整理了豆瓣历年国产剧的评分,发现在仅有的9部9.6分国产剧里,《山花》是唯一的女性题材,与历史剧、军旅剧、谍战剧,平起平坐。
或许,这只是第一步。
于是我扔出下一个问题:在破除偏见的创作之路上,女编剧还能做些什么?
留在船上
丁涵和周乔再度提起了张桂梅。
在丁涵心中,张桂梅最伟大之处在于,她看到了女性不公的命运困境,并且身体力行地改变这种现实。“她的抗争对象不是某个男性,或者一小撮男性群体,而是贫困、愚昧,中国几千年来的乡村宗族制度。她想让女性从根源上,从自我意识层面觉醒,她选择的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从教育切入,所以张桂梅老师说出振聋发聩的那句话: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张桂梅老师曾说过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周乔有时会看到一种对女性主义的批评,认为女性主义有时“矫枉过正,叫得太高”。新闻系出身的她以传播学思维来回应:“取其上才得其中,如果你连声音都发不出,那你就更得不到什么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容易在舆论场上显得强势,因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不用站出来说话。”
所以,周乔特别能理解张桂梅在“全职妈妈”事件上表现出的不留情面。“选择去做全职妈妈的那个女孩,在张老师眼里,很多可能性都被阉割了,张老师不能接受这种折中,她不在乎自己的言行是否‘恰当’,她只想尽其所能地把不合理的倾向,多扭转一点。”
故事里的女性力量,与幕后创作者的女性崛起,在合二为一。
入行多年,身边的女性从业者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这是丁涵和周乔共同的感受。
很多女性创作者,都是从内容层面闯出来的。女性的消费力和内容需求在上升,知道她们在想什么的女制片人、女编剧、女导演,写她们感同身受的东西,获得好的市场反响,这是自然而然,也是良性循环。换句话说,是女观众召唤了女编剧。
周乔很喜欢Facebook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书《向前一步》。“女性在面对很多机会的时候常常有一点恐惧,比如开会的时候男性可以很自然地出来发言,但是女性会退缩,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你只要多说一句,就会多提供一种可能性。”
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书《向前一步》
《山花》的全女编剧团队,在整个创作周期内没有发生过大分歧,她们观点一致:“不迎合、不取悦男性,也不贬低、不冒犯他们。”对张桂梅老师的塑造,女制片人和女编剧也有着共同的方向,张桂梅的精神托举着她们,然后她们相互托举,这是让丁涵在创作中感到最快乐的事。
周乔提到自己的老板于小千,虽然他是“一个有很传统的一面的山东人”,但是编剧团队有很多女性,现在开剧本会讨论的时候,大家会有一根弦绷着:“这不行,这有爹味吧?”“千儿哥”的心态很开放,“有爹味那我们就改改”。
在行业里,女性与女性相互扶持,男性与女性相互理解,共识都是要推动故事生产向前一步,不要往回退。
戴锦华对全球范围内电影行业的女性崛起现象曾有过一个判断:电影行业在衰落,男性弃船而逃,女性挺身而出。丁涵和周乔的感觉则是,男性没有弃船,只是更多优秀的女性创作者上船了。
“当手中的船票不再有性别比例限制,我们更要珍惜每一个得之不易的坐席。”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让更多女性“上船”,让更多不同的声音被听到?
让编剧不再势单力薄
丁涵有时会产生一种思考,编剧这份职业,比起保家卫国的军人警察、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社会各行各业的建设者、服务者,只有手中区区一杆笔,究竟能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做些什么?
写完《守岛人》《山花》这几部戏之后,对于如何锚定自身的职业价值,丁涵有了新的感知:“将时代情绪、集体感受,替大家表达出来,点亮未被看到的地方也好,重新注入勇气也好,这是对时代的一种保存。”
在电视剧的各个工种里,编剧是最容易挨骂的,“没有生活”“不接地气”“一看就没上过班”是最常遭受的指责。之前有一部电影导演拍的都市剧,北漂青年住在豪华大房子里,引起观众的抨击。很多编剧会替这种评论感到委屈,因为编剧一定不会把这个场景写在“几室几厅”里,反倒是功成名就的创作者走到一个阶段,身边就没有人跟他说真话了,他也早已不知道当下的年轻人处在怎样的生活状态。
在剧作与成品之间,会存在误差。
在《日光》里,周乔主要负责了父女故事线的撰写,女儿表示想要远嫁的时候,父亲为了挽留她,专门下厨做了一桌好菜。在周乔的想法里,这个父亲其实有自己的私心,多年来他依赖女儿的陪伴和照顾,故意用苦肉计来留她。但是最后拍出来周乔觉得这个情节被处理得“太纯净了”,更多观众仅仅将这个情节理解成父亲对女儿的付出,而她从真实生活里感受到、想在作品中表达出的,那种父女之间复杂的羁绊丢失了。
如果将电影和电视剧分开来看,对电视剧来说,编剧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从0到1的过程是编剧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毋论女编剧,整个行业里普遍存在对整个编剧群体的忽视,甚至是轻视。
周乔现在接项目签合同时,会有意识地提出一则条款:“剧集宣传阶段,所有物料上只要出现导演名字的地方,必须出现编剧,而且字体大小不能小于导演。”
国内一些已有行业地位和知名度的编剧,有时也需要站出来维权,足够说明这个工种是多么势单力薄和不受重视。就在采访的当天早上,正好有一条新闻出来:《隐秘的角落》的前三集编剧杨涵和王雨铭未得到署名,打了4年官司,才得到片方的致歉。
如果编剧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给好编剧足够的重视和保障,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写好剧;如果行业工业化的程度提高,更多诞生于编剧脑海的奇思妙想和真实感受,才能不打折扣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换个角度,丁涵其实有时候并不怕观众骂编剧,“有人骂总比没有人讨论好,其实观众是很可爱的群体,他们真心实意地代入剧中角色,直言不讳地表达好恶,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交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并将不挨骂、少挨骂作为自我提高的动力”。
《山花》播出之后,丁涵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网友对这部剧的反馈。某天她刷小红书,看到有个网友发帖:“袁子弹、丁涵、黄诗洋、李玺威,这4位女编剧值得被我们记住。”
这让丁涵心头一热,编剧这份孤独寂寞的职业,被看到是难得的事情。丁涵开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分享创作故事,很多人会来给她留言,发私信。“她们什么都跟我说,有的女孩看完张老师的故事,已经申请去山村支教,有的全职妈妈不甘心囿于柴米油盐,准备重返校园去追求自我价值。”
还有一些女孩,受到了女编剧的鼓舞,也想用自己的笔,记录热爱的生活。
“如果你们的面前站着一个将要入行做编剧的女孩,你们会跟她说什么?”
周乔的答案是:“找到一个好老师,会少走很多弯路。”
丁涵的答案是:“大胆去写。不要举棋不定、不要瞻前顾后,就像张桂梅老师2023年给广大女性的新年寄语,也许你正经历着孤独、迷茫、怀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永远向着心中的目标,即使暂时迷茫,也要努力发光,照亮脚下的每一步路。”
这也是她们故事的写照。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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