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体坛周报
现任AC米兰CEO富拉尼：“解雇马尔蒂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因为他对俱乐部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且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如果我们想实现卡尔迪纳莱为俱乐部设定的愿景，我们必须向前看。”
红鸟时代的米兰管理层，有着深厚的哈佛背景。红鸟掌门人卡尔迪纳莱是哈佛校友，CEO富拉尼和CFO科奇里奥在埃利奥特时代就已入局，他们都在哈佛商学院（HBS）读了MBA。近日，HBS发布了一份关于AC米兰的案例分析，其中包括了上述几人和伊布、斯卡罗尼和蒙卡达等人的采访，内容相当丰富且不乏争议，引起了意媒的热烈讨论。
（左起）AC米兰CEO富拉尼、顾问伊布拉希莫维奇、老板卡尔迪纳莱和总监蒙卡达。采访的时间点是上赛季末，而红黑俱乐部本赛季成绩不佳，依旧在舆论的风口“冲浪”。几位受访者对米兰的未来充满信心，相当多球迷肯定对此并不认同。富拉尼是否缺乏同理心？卡尔迪纳莱是否过于倨傲？解雇马尔蒂尼真的是“里程碑”？今夏易主的国米能算破产吗？无论如何，这篇报告中的采访内容，能够让你更好地理解卡尔迪纳莱的想法、富拉尼的管理风格、米兰高层的决策方式和红鸟对俱乐部的经营思路。以下内容来自哈佛商学院的报告，记者进行文字整理。
科奇里奥回忆起一切的开始：“2018年7月，富拉尼和我代表埃利奥特来到米兰，开始从内部评估俱乐部的情况。可以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糟糕得多：当时，俱乐部每月亏损1000-1500万欧元。我们当时有两条路：一是立即出售这项资产，二是持有2-5年，直到将俱乐部业务扭转过来。可实际上，第一条路基本上走不通：俱乐部的状况如此糟糕，潜在买家很难开出好价。所以，我们选择了第二条路。”
富拉尼很直接：“当年的埃利奥特，接管的是怎样一支AC米兰？说它管理不善，都是对‘管理不善’这个词的侮辱——因为压根就没有管理可言。说实话，埃利奥特从来没打算持有并运营一家足球俱乐部，这与其习惯的投资方式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很快就得弄清楚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停止亏损，做到量入为出。”
“首先，我们必须努力提高球队的竞技表现，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赢得更多比赛，球迷就不会来现场支持，欧战的收入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尽管成绩很重要，但我们意识到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竞技上的成功——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可能会拖垮我们。我们需要在减少球员薪资的情况下，赢得更多比赛。我们接手球队的时候，一线队阵容有32名球员，至少有7名冗员，且球员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很多人签了高薪合同。所以我们明白必须尽快重组阵容，重点放在那些年轻、具有高转售潜力的球员身上。”
“再次，我们需要在商业方面进行投资。如果场上表现开始改善，就需要通过赞助和其他商业活动将其变现。”
“加齐迪斯到来后，我们围绕他重建了管理团队。这是一次艰难的转型，但说实话比我在埃利奥特经手的其他一些项目——例如澳大利亚的煤矿投资和西班牙的停车场业务——要有趣得多。”
“2021年夏天，埃利奥特高层让我在加齐迪斯生病期间暂时接管他的工作。他住院时，我帮助他管理了俱乐部的日常运营。红鸟接管俱乐部后，我很快告诉卡尔迪纳莱：如果他愿意，我希望能继续留在这里。我有管理俱乐部的经验，知道可以如何扭转局面，还可以带来经营层面的持续性。我和卡尔迪纳莱有着相似的‘基因’，但我又是意大利人和米兰球迷。对我来说，唯一缺乏的是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经验，无论是在体育领域还是其他行业，我都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但卡尔迪纳莱决定给我一次机会。”
“足球俱乐部的高管通常来自竞技领域——他们是足球这项运动的专家。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可能会获得进入管理层的机会，例如担任体育总监，负责球员签约。如果他们表现良好，可能会逐渐得到更多权力，最终成为CEO。然而，他们通常没有学术背景或商业领域的经验，而我显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富拉尼如是说。
科奇里奥补充道：“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可能一生都在足球领域耕耘，但涉及到合同谈判、融资决策或管理商业运营时，我不认为他们是这些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在各自的角色上，富拉尼和我都是新手，但凭借我们在埃利奥特和红鸟学到的思维方式，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比同行更具创新性和效率。”
卡尔迪纳莱对此表示：“我本可以从欧洲足球界招聘一位传统的CEO，但富拉尼的思维方式与我们在红鸟的思维一致。他和科奇里奥一样，是欧洲足球界的‘独角兽’——年轻，不受传统束缚，有投资背景，是意大利人，但也接受过美国和英国的教育。我意识到，在欧洲足球中，CEO需要承担财务职责，并兼顾俱乐部竞技和非竞技层面的表现。将严谨的财务专业能力引入转会市场，并维持正现金流状态，这正是我们的投资逻辑核心，也是富拉尼的优势所在。”
富拉尼表示自己和卡尔迪纳莱每天都会交谈，即使没有实质性的事情需要沟通：“他大约每六周来一次米兰，我们会非常紧凑地一起度过一两天，与管理层碰头，和其他人会面，比如米兰市长或新球场项目的相关人员。”科奇里奥则说：“卡尔迪纳莱喜欢向我们甩出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更进取？他非常注重细节。”
米兰的首席商务官奥特尔，将红鸟对米兰的经营形容为一场双向的学习之旅：“传统欧洲足球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体育截然不同。你经常会看到，美国老板进入欧洲足球界，带着现代体育的新思维，怀着改变现状的雄心，希望建造新体育场、解决电视转播权问题、开展其它商业活动。但在很多情况下，官僚主义和管理架构让他们举步维艰。这让我们更需要卡尔迪纳莱这样的创新者。”
卡尔迪纳莱本人对此非常自信：“我了解体育，我将带领意大利在体育方面昂首挺胸地迈入21世纪。”
采访中，富拉尼还谈到了2023年夏天的“那件事”：“解雇马尔蒂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因为他对俱乐部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且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如果我们想实现卡尔迪纳莱为俱乐部设定的愿景，我们必须向前看。”
不到半年后，伊布以另一种身份重返米兰团队，担任高级顾问。瑞典人如此回忆这一过程：“富拉尼成为CEO后，我们进行了会谈，他觉得谈得很好，于是建议卡尔迪纳莱见见我。我是兹拉坦，我的角色就是‘做兹拉坦’，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但我认为自己也可以给予很多，我希望担任一个能够有所作为的职务。我在米兰的责任之一，是培养球队的赢家心态，确保球队能取得成绩。我告诉球员，‘当你已经在AC米兰，如果取得了成绩，就能书写历史。’”
卡尔迪纳莱对此说道：“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请来伊布是为了‘装点门面’，但事实正好相反——我寻找的是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流人才。我请来伊布，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因为唯有依靠创新，才能让我们更好地管理旗下的足球资产。”
解雇马尔蒂尼后不久，米兰还卖掉了托纳利。卡尔迪纳莱如此解释这笔交易：“我们并不是必须要卖掉他，但纽卡给了我们一份非常好的报价。我们进行了风险回报评估，最终获得了7000万欧元，外加1000万欧元的附加奖金，创下意甲纪录。利用这笔资金，我们引入了六名新球员，重组了整个球队。我们出售球员不是出于必需，而是考虑机会。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纪律性，市场上总会有对手让我们从球员身上获得超额回报。”
富拉尼进一步说道：“对于一家年营收4亿欧元的俱乐部来说，将一名球员卖到7000万欧元是一件大事。但如果我们用这笔钱购买四名2000万欧元的球员，而这些球员表现都很糟糕，这些资产有可能很快价值归零——我们无法再次出售他们。因此，球队的财务管理至关重要。有时候，这只是合同结构的问题：一笔错误的5000万欧元引援，如果签下的是错误的合同，他可能在一年内变得一文不值；但如果合同的结构合理，他可能还值3000万。”
卡尔迪纳莱如此评价贝卢斯科尼：“他在AC米兰所做的事情，让我想起了纽约洋基队的乔治·斯坦布伦纳——他们都通过‘购买冠军’来取得成功。上世纪80-90年代你可以这样做，但现在不行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自更富有的联赛，我们无法像他们那样支付如此高的球员薪资，必须比对手更聪明地使用每一分资本。”
蒙卡达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技术总监是教练、球员、竞技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纽带。我向富拉尼汇报，每天与他交谈多次，尽量分享所有信息：球员的状态如何？我们接下来需要什么？哪些合同需要调整？医疗部门或青训体系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有一个由10名球探组成的团队：5人在意大利，5人在海外。“米兰之家”还有数据专家，他们帮助我们通过数据寻找球员。”
“我们曾经尝试签下17岁的维尼修斯和20岁的贝林厄姆，但我们无法与皇马竞争——你需要接受这一事实。作为一名前球探，我要发掘被低估的球员，并让他们在最高水平上展现水准。我们选择在年轻球员身上进行有计划的风险投资，而不是以高薪吸引大牌，这样做可能不会立刻带来成功，但可以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赖因德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以前在荷兰联赛踢球，而我们是唯一追求他的俱乐部。你会问自己：‘他是个很棒的球员，为什么没人要他？’结果，我们用很好的价格签下了他，他现在是我们的主力，并且为荷兰国家队效力。”
富拉尼、卡尔迪纳莱、蒙卡达和伊布经常依赖红鸟旗下的数据分析公司Zelus提供的数据，以及AC米兰内部开发的模型。Zelus的创始人卢克·博恩和共有人比利·比恩（即《点球成金》故事原型）经常参与这些讨论。蒙卡达透露，自己每周一都会和比恩打电话：“他会提出问题，给我们一些想法，并通过Zelus的数据，帮助我们找到优秀的球员，但引援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仅仅依赖数据。”
卡尔迪纳莱则对此表示：“我希望我们依靠的是多种多样的数据点。我还想创造一些引发分歧的讨论场景，即便这会让人感到紧张。”
伊布补充道：“不过，与数字有关的问题，我们就让富拉尼来处理。当他开始计算我们可以付得起哪些球员时，他简直是个怪物。”
富拉尼如此分析自己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我在商业方面非常有信心，但在人事管理方面信心不足。在埃利奥特，我管理着一个小团队，工作任务非常清晰，每个人都有自驱力，都有顶尖商学院的文凭，以及KKR、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工作背景。当你管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团队，他们来自各种背景、身份从店员到首席营销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不会说这种挑战让我害怕，但我很清楚自己在这一领域并未受到充分培训，也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成为这种类型的领导者。”
“我早就知道媒体和球迷的意见会波动，但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电视上和报纸上的内容。在糟糕的日子里，这真的会对你产生影响。而在更糟糕的时候，例如我们卖掉队内最佳球员之一的托纳利时，我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那时我想的是：‘好吧，哈佛商学院可没教过我如何应对这些！’”
卡尔迪纳莱的表态则更加强硬：“我已经不看这里的报纸了，因为它们可以完全捏造事实。我把这看作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链，其中的很多环节让我们更难为球迷服务——媒体往往帮不上忙，政府也常常拖后腿。他们最近取消了我们支付球员薪资的税收优惠，这让我们更难与其他联赛竞争。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他们应该意识到，足球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
从埃利奥特的投资经理，到红鸟米兰的CEO，富拉尼如此分析两代资方的区别：“对于埃利奥特来说，首要任务是重组球队并停止亏损；而对于红鸟来说，最重要的则是通过改进球队，来推动业务发展。而且，与埃利奥特主要关注竞技领域不同，红鸟时代对竞技和商业两方面的关注几乎是相等的。”
“我希望建立的组织架构，能够将球队的竞技成功转化为球场外的经济成功，而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过度依赖前者（即竞技）。在体育、媒体和娱乐领域，卡尔迪纳莱认识所有人，可以打通各种资源。相比埃利奥特，红鸟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和公司。AC米兰是红鸟资本部署资金最多的投资项目，或许也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我们希望让米兰取得成功，让意甲取得成功，最终让整个足球生态系统取得成功。”
“时至今日，我还是希望自己是那个负责谈判交易的人——我是个交易迷，即便是担任CEO也没法让我转性。在面对（成为米兰CEO）这个机会时，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临终的那一刻，我到底会后悔些什么？是后悔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去领导管理自己从小就支持的俱乐部，还是会后悔抓住了它？即使我们的死敌可能会在我们的主场赢得意甲冠军，即使我收到了死亡威胁，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卡尔迪纳莱如此回应一些争议声：“我并不是想让AC米兰变得‘美国化’，而是希望通过引入一些美国元素，以建设性的方式将米兰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我也比以前更关注意甲了。在国际媒体版权的销售谈判中，我很想看看我们如何能帮到他们。在美国，球队老板与联赛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而在这里，你需要面对各个层级的机构——意甲联盟、意大利足协、欧足联、国际足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美国，我本可以轻松搞定这一切。”
“赢得冠军当然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但你需要在‘赢’和‘聪明地赢’之间取得平衡。国际米兰去年赢得了意甲冠军，但随后破产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吗？对于球迷来说，我的职责就是每年为他们带来一个意甲冠军——我理解他们的渴望。然而，对于专注于终值增长的投资者来说，我的职责是让AC米兰每年都具备争夺意甲冠军的竞争力，每年都能获得欧冠资格，并在欧冠比赛中尽可能走得更远——这才是最大化现金流和品牌价值的关键。持续性和业绩的低波动，才是拉高价值并实现长久成功的核心。”
编辑|齐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