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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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财政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南北不均衡。以税粮为例，仅一个江浙行省就占了全国税粮的三成以上，与整个北方的税粮相当。
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北而南的过程。在东周列国时期，北方经济就已经很发达了，特别是关中盆地和华北平原，而南方大部分还是蛮荒之地，只有楚国所在的江汉平原，以及吴、越所在的太湖地区农业相对发达一些，但依然无法与北方相比。秦汉时期，南方已经逐渐开发，却依然无法与北方比肩。到了三国时期，南方在吴、蜀两个政权的经营之下有了较大发展，但南方大开发的决定性阶段还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战乱导致大量的人口包括许多精英阶层逃到南方。到了唐朝，长江流域的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方，而原本繁华的关中与河北地区在“安史之乱”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到了宋金时期，南北方差距越拉越大，但最能体现双方差距的是元朝。由于元朝在南北两地采取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导致北方税收过重，而对于南方的控制力又较弱，这使南北差距已经拉大到了中国古代的极致。可是，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地区，这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分离，势必要求利用经济中心的财富来养活政治中心。
忽必烈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忽必烈平定江南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庞大的江南财富来救济北方。在元朝，南方的粮食产量已经远高于北方，在夺得了南方之后，又如何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呢？
宋朝之前，粮食的运输主要靠漕运，也就是内陆运河运输。隋朝开凿大运河之后，历代王朝都很重视漕运的发展，因为只有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或者中原，才能维持政治中心的地位。
但到了元朝，运河系统已经出现了问题：一是年久失修；二是运河体系不复存在。在元朝之前的宋朝，是以东京为中心的运河体系，因此从长江经过运河、淮河进入黄河的体系还在，但元朝的都城是大都，从黄河到大都的运河体系却已经不存在。占领江南之后，元朝想要恢复运河，必须重新打通从黄河到大都的交通线。
元朝的运河并非一次性打通的，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祐二年）首先开凿了济州河，这条河从济州（济宁）流到须城安山（位于现山东东平）。济州河开通后，就可以从杭州经过长江、淮河，再经过泗水到达济州，从济州再进入大清河的自然河道进入海洋。入海后，船只再通过渤海前往直沽（位于现天津），就可以送往大都。
元朝版图。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但这条陆海联营的道路并不好用，由于入海口处淤塞，很快又不能保证从杭州到大都的全程水路，而是必须从东阿陆路运到临清，然后从临清进入御河（卫河），再进入白河，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只有一步之遥了。
影视作品中元朝修建航道的场景。来源/纪录片《国宝档案》据《新元史·食货志·海运》记载，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元朝又开通了会通河，也就是从须城安山继续向北到达临清，将陆路段弥补，实现了全程水路。
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又完成了最后一段运河，也就是从通州到大都的运河，这一小段运河被称为通惠河，至今仍在北京的东部连接着通州与北京城区。
元朝京杭运河路线图。来源/纪录片《大运河》修凿运河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等运河完全修好后，皇帝的心思却已经变了。在皇帝看来，运河运输的成本虽然比陆路低，可还是太高了。因此，在大运河开凿完毕之前，蒙古人就开发出了另一条海运系统，这在中国的漕运史上是一种创新。在此前王朝中，即便是最开放的隋唐也只是想到通过运河运输粮食，海运对这个大陆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元朝的世界属性和对海外的熟悉，自从成吉思汗西征和旭烈兀开辟伊利汗国之后，蒙古人就接触到了陆地之外的广阔海洋，开辟了利用海运的思路。
元朝最早尝试海运是在灭宋之后，元军在杭州劫掠了大量书籍，要把它们运到北方，当时运河还没有开通，蒙古人脑洞大开，派人从崇明岛开船，经过海路将书籍运到北方。
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宰相伯颜出于运送漕粮的需要，再次想到海运，他还想到了当初帮助他运送书籍的那个人。那人叫张瑄，他还有一个叫作朱清的朋友。
张瑄和朱清原先是海盗，元朝灭亡南宋之后，他们摇身一变，投靠了蒙古人，这就有了他们帮助元军运输书籍的事。元军虽然知道大海的重要性，但他们欠缺航海技术，在历次征伐和海运中都离不开汉人的帮助，此二人也在这段时间大显身手。他们曾帮助忽必烈进攻日本和占城，负责运输粮食。在征讨交趾（安南）的时候，两个人的儿子也帮助元军运输了17万石粮食。
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伯颜派上海总管罗壁与张瑄和朱清一起，花60天，准备了60艘海运的平底船。这些船载了4.6万余石粮食前往北方，由于是第一次出行，掌握不好，这一年末并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是在山东海域过了冬，第二年到达直沽。粮食损失了4000余石，但即便是这样的损耗率，海运依然要好于河运。
第二年，海运继续，一共运输了10万石粮食，第四年就达到57万石。
元朝的海运路线也在不断优化，最初是从崇明岛入海，经过万里长滩（位于现江苏如东县东），之后一路沿着近海绕过山东半岛。这样的航行时间很长，需要两个月，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到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人们开始尝试更靠远海的线路，经过万里长滩之后就驶入远海，直达山东半岛头部。1293年（元至元三十年），甚至连万里长滩也不用走了，过了崇明岛就直接进入远海。
在航行中，元朝政府采取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每石粮食给运输方8.5两银子，到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改为7.5两，1295年（元元贞元年）又改为6.5两。但即便这样，考虑到元朝一年的运量有数百万石，运费依然很可观。
由于垄断了运粮业，朱清和张瑄二人也迅速发达起来，被封为万户。1290年（元至元二十七年），朱清、张瑄被加封为骠骑卫上将军。张瑄负责海运的六成，剩下的四成归朱清。
到后来的鼎盛时期，朱、张两家子弟佩金银符的就有百余人，家中的财富更是冠绝江南。不仅他们自己当了万户，他们的手下也出了5个万户。
皇帝的采购政策导致两个超级富豪的出现。两人不仅是单纯的富豪，由于他们掌握着漕运的任命权，他们的子孙后代占据了千户、总管的职位，他们的手下和故旧也出现在各种场合。元朝的蒙古官僚出身于军事劫掠制，虽然后来实行了俸禄制，但对于收受贿赂并没有太反感，这导致二人的行贿对象也遍布全国。
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建立了河运和海运体系，却将控制权送给了两位汉人，为他的后代出了难题：如果继续留下汉人负责漕粮，那么北方蒙古人的经济命脉就被第四等人掌控了；而如果撤掉汉人，漕粮运输的效率就会大大降低，从而影响北方的粮食安全。在元朝的后期我们会看到漕粮对其命运的影响。
本文摘编自《元朝理财记》——
《元朝理财记》作者：郭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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