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简单心理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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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分享的论文《Manic Defenses against Loneliness in Adolescence（青春期对抗孤独的躁狂防御）》来自《儿童精神分析研究》，在这篇文献中，精神分析咨询师通过与青少年工作的实践，发现忍受孤独感的能力可以是一种发展成就，使青少年实现人格的成长和成熟。
快来一起学习吧！
本文探讨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应对“客体移除”（object removal）时所面临的挑战。当与原始的力比多客体间纽带发生松动时，引发的客体丧失形成青春期特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可能会被误诊为抑郁症。这种孤独感并不是源于害怕丧失原始客体的爱，而是源于青少年需要将爱从原始客体转移到他们尚不具备的新的成人关系中。
对由此产生的空虚感，可能通过过度使用网络、酒精、香烟、毒品和食物来防御。这些防御措施具有躁狂的性质，它是一种口欲期为基础的退行尝试，以 “摄入”（take in）和 “排出”（expel out），保留了感受到的“丧失”客体，同时将孤独感转化为激越的情绪。
与青少年工作的临床案例表明，忍受孤独感的能力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发展成就，这一成就将导致人格的成长和成熟。
躁狂防御，是成长还是挑战？
本文中所使用的“躁狂防御”，与用于精神病学的术语“躁狂症”并不相同。长期以来，一直把狂躁认为是双相障碍的核心表现，它在青春期和成年时期都有出现。近年来，对青少年行为表述运用了还原性理论，引发了对诊断结果的争议，现在常描述的该年龄段的“大脑为病理基础的障碍”，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不是关于大脑组织结构的，而是关于思维方式的。我赞同元心理学的观点：所有行为都具有意义，由无数的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因素（包括认知和情感因素），在后天逐渐发展的框架中，内部和外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创造出行为的意义。症状和防御方式（包括将要描述的躁狂防御）都是在妥协尝试去处理由主观愿望与现实条件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产生的冲突。
图/《守望尘世》这种挑战在青春期是艰巨的。青春期阶段成长变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弗洛伊德在其开创性的《性学三论》（1905）中，把“脱离父母的权威”定性为“青春期最痛苦的心理成就之一”。他称这项任务为“对文明的进步很重要”（第227页）。
挣脱原有引力，实现客体移除
1937年，Anny Katan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培训即将结束时，向弗洛伊德和她的同事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是关于存在于正常青春期的消极移置（displacement）行为，即当不得不面对某件棘手的事情时，担心失败而下意识选择逃避，转而去做自我可控制的简单事情。她总结了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的分析，这个女孩已经开始与一个男孩交往。她说她对他有愉快的幻想，但她不愿意把这些幻想透露给她的分析师，导致她决定终止分析。Katan认识到她的病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治疗的“逃避”，但她反思到，这个女孩的行为在成长过程中是适当的。
她注意到青春期会再次发生俄狄浦斯冲突，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青少年会从这个情节中走出来，从而“本能的欲望从乱伦的客体移置到其他的、新的客体上”（第42页）。这一过程是旷日持久、摇摆不定的，“青少年在这一移除过程中并不总是完全地、立即地成功”（第43页）。Katan认识到，她提出的这种移置形式是一种不同于通常所观察到的有乱伦特征的防御方式，所以她选择了“移除”一词。她指出，在正常、健康的发展中，这一过程一旦完成，就不可逆转。
图/《暗黑》
虽然我们认识到对主要客体的本能冲动始终停留在潜意识中，但从Katan使用 “移除”这个词来看，她想到的比弗洛伊德的“脱离父母权威”概念更明确。Denia Barrett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2005）指出：“这是个永久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可能类似于肛欲期的反向形成。这个时期是自我反过来对抗驱力，以确保对自我的绝对支配权，这对人格的影响至关重要。但这个过程似乎比通常的防御机制更复杂，只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在Katan首次提出这些观点的七十年中，很多人也提出在青春期成长的转化发展（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过程中，与“移除”这一观点相似的理论。Aarons（1970）更进一步解释了“移除”这一防御性概念，把青春期心理能量和客体选择的变化也考虑在其中。
其他作者认为客体移除的概念虽然有用，但只把它看作是更长期的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这种认知是从Mahler（1963）关于分离-独立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例如，虽然Adatto（1966）认识到青少年试图通过对婴儿期客体的“移除”来建立对对前青春期客体联结的防御。但他也认为，婴幼儿期的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过程是“青春期移除的起源，因为更明确的分离和个体化将会发生在青春期结束时”，这时“婴儿的爱的客体被降到更潜意识的位置，更成为精神层面的一部分”（504页）。
Peter Blos将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青少年，他认同Katan的“客体移除”概念对于解释青少年和客体关系非常有价值（1958，1965）。之后，Blos（1967，1979）继续详细地描述了青少年的分离——个体化，并建议将青春期看作是“第二次个体化过程”。他引用Mahler（1963），“在婴儿期是‘从共生期孵化成一个独立的幼儿’，到了青春期进步为摆脱家庭依赖，松开婴儿客体联结，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员”（142页）。
与Katan一样，Blos（1979）也认为，随着青春期的健康发展，自我和客体表征（self and object representations）获得了牢固而稳定的边界来抵抗投注转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成功地脱离婴儿内化客体，那么在外部世界中寻找新的、家庭外的爱的客体就会被限制、阻碍，可能会局限于仅仅是简单的复制或替代”（第143-144页）。
图/《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Blos注意到婴儿期的分离——个体化，与青春期的分离——个体化过程之间有各种相似之处。他观察到，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人格组织的高度脆弱性”，“急于改变心理结构，并与急切的成长成熟相呼应”，而且当个体个体化失败，会引起成长进程偏离轨道（第142页）。
Blos还发现这两阶段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他观察到“青春期的客体分离与个体化并不像在儿童早期那样与外部客体有关。”相反，它“与内化客体有关”（第412页）。
Blos认识到青春期的成长中存在退行的可能，可以看到，青春期脱离对重新复活的婴儿力比多的依赖，和相应驱力以及自我退行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在青少年成长的序列模式中，如果退行不能在适当时间走到恰当路径，则无法完成成长过程”（第170页）。
Blos阐明，由于“脱离”了内化客体，高度的力比多自我投注， 导致“青春期众所周知的、短暂的自我中心和自我夸大”。他进一步观察到，这些态度通常与相反的感觉共存，包括“虚无感（无助状态）和绝望感（客体丧失状态）”。在青少年身上，这些“情感状态类似于狂躁、抑郁和哀伤”（第413页）。
孤独是成长的阵痛
回应Blos的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不要把婴儿期的分离——个体化与青春期的相应转化过于相提并论。Roy Schafer（1973）阐述了Blos所承认的婴儿期和青春期之间的差异，并认为在青春期放弃与婴儿期客体的关系本身并不构成“个体化”，因为客体已经存在这一事实表明，个体化早已发生了。
Erna Furman（1973）强调，Mahler的发现极大促进了为我们对婴幼儿的理解。然而她同时指出，青少年与幼儿不同，他们已经度过了俄狄浦斯期，并以俄狄浦斯幻想来回应新出现的生殖期冲动，这些幻想与父母的客体表征有关。
Furman说“青少年需要将生殖冲动转移到家庭以外的爱的客体上，包括了投注和新的认同方式的转变.....对父母进行选择性的、部分的认同，在发展水平上比学步儿的认同方式要高很多。”Furman注意到Katan也有相应观点，青少年对父母的认同的目的“是协助从对父母的乱伦性客体表征的中投注撤出，使青少年成为像父母一样的成年人”（第204页）。
Brandt和Silverman（1985）强调母性投入的质量可以影响分离——个体化过程的结果，并提出一个不同的因素作为重点。他们注意到Mahler（1968）的观察，“最极端的分离反应，发生在那些与母亲的共生关系中过于排他的儿童身上，或者母亲不能接受儿童的独立和分离”，并补充：“在我们的认知中，青春期和幼儿期同样如此”。他们回顾了Jacobson（1964）的观点：“母亲的印刻越深、越强烈，就越会阻止和扰乱孩子的自主发展”（第272页）。
图/《伯德小姐》
我同意Brandt和Silverman的观点（在这方面，也与Mahler和Jacobson的观点相同），母性——我还要补充一点，父性——对孩子投入的质量，极大影响青少年走向成年的进程。在Blos的著作中也有支持此观点的论据：他观察到婴儿期的分离——个体化阶段与青春期的相似性；他非常重视退行在青春期的作用；以及同时出现“类似于狂躁、抑郁和哀悼”的情感状态。但我也同意Schafer的观点，即Blos指出的各阶段之间的差异是一个本质区别。婴幼儿对原始客体的内在表征的力比多投注来帮助其分离个体化。相比之下，用Katan的术语说，青少年努力将自己从不伦的力比多联结中“移除”，以便向成熟的、成人性的独立去发展。
Denia Barrett（2005）论述了俄狄浦斯期对这一过程的重要贡献，并指出Katan所述“大龄青少年必须在内部努力克服和掌握三角关系，以便自由地追求和享受自己的成人性行为。把自己作为二人关系中的伴侣的内在感觉......必须从俄狄浦斯客体的原始表征和三角关系，转变为修正版本，修正版本应该基于现实，基于相互性而不是竞争或占有、基于性器期而不是前性器期”。
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临床医生认识到，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实现。这个过程往往充满了困难、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因为他们修正的俄狄浦斯冲突带有受虐性，或早期投注或丧失经验的后遗症，一方面感到不被关注和失落，另一方面是面对过度的诱惑和刺激。
这些发现“移除”困难的青少年，他们的冲突和强迫使他们与原始客体反复地捆绑在一起，甚至是以倒错的方式，这损害了他们以成熟和健康的方式转向新客体的能力。这通常就是我们咨询工作中遇到的青少年，以及他们带来的故事。在我分析这样的青少年时，发现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从他们试图解决与不伦之恋的客体间充满冲突而挣扎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症状和防御行为。
图/《隐秘的生活》Robert Furman（1988）也发现，Katan的客体移除概念非常宝贵，使我们对青少年的孤独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描述了在关于青少年的挑衅行为或成长中退行现象的分析中，经常指向抵御孤独的努力。
他回忆起一个14岁男孩患者，在学校成绩不佳，周末酗酒——这些行为被理解为逃避孤独感的努力。Furman问“有点孤独有什么不好？”然后转述了年轻人的回答。“你这样说是可以的。当你提到孤独，那只是没人陪伴。对我就不一样了。当我说到孤独，是指我的内心是如此的孤独。我觉得很空虚，难以忍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孤独。如果我知道，那就容易了。我可以更好地控制它。” Furman还说：“这种孤独......是特别的、尖锐的，对青春期相当特殊，是开始移除对以父母代表的内在表征投入本能的结果”（第169页）。
在我与青少年病人工作时时，我经常回顾Furman对孤独的描述，并认识到孤独几乎在每一个面临客体移除任务的青少年的经历中都起着作用。虽然我认识到一些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与重度抑郁症作斗争，但我逐渐相信，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的，往往实际上是正常和健康的（尽管是痛苦的）孤独体验。
此外，我还逐渐意识到，让年轻人能够面对和感受这种孤独，并发现他们忍受这种感觉的能力是有益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这可被视为是一种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Winnicott （1954）所描述的对抗抑郁状态的方法相比较和延伸。当能做到这一点时，由此产生的掌控感和自尊的增强，会极大地促进青少年在客体移除阶段和获得成人关系的亲密感方面的进步。
翻译：田方泽
校对：杜净译
排版：Estrella
责编：Auro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