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行业研习
苦难总是避之不及的，我们常常习惯于看到社会阳光的那一面，城市的繁华，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人与人的互帮互助等等，这些都似乎让我们为人类社会发展感到自豪。
然而，当我们走进社会工作者的视角，在那些被阳光遗忘的角落里，社会工作者看到了太多被黑暗笼罩的苦难。老旧的房子里，老人孤零零地坐在椅子上，望着难以挪动的双腿出神；在山区中，许多儿童无法填饱肚子，更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本应是充满希望的时期，但有些青少年却因家庭破裂、学业压力或不良诱惑而陷入早恋、辍学甚至违法犯罪的困境；家庭本应是温暖的港湾，但家庭暴力却成为渴望爱的孩子们一生的噩梦......
社会工作的起点是什么？
在读这批书时，我尝试理解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源于苦难，也因苦难而有存在的意义。
社会工作的起点可以分为系统结构性问题、遗传基因、社会关系三大起点：
系统结构性问题。首先，自然环境的变化是苦难的来源之一，自然灾害往往会对受灾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另外，“当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社会进步，这种现象往往被称为扭曲发展。”（米奇利, 2009:14）当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许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人口过剩和环境破坏等就会导致贫富不均、种族主义、性别不平等、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出现。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是社会分工自然发展的结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使我们自然地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当个体生存在社会的有机系统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遗传基因。一个令人揪心的现象是，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对象通常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早期，社会工作领域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较少将生物学知识整合进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中。但生物学和心理社会视角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特别是遗传因素，遗传的潜质被认为涉及众多精神障碍的病因。“遗传是焦虑障碍和双相障碍的因素之一，并且其在双相障碍中的作用要比在焦虑障碍中的更强。”（Roberta G.Sands, 2015:16）双生子研究表明，当基因的相似度越高，患相同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越大，有力地证明了遗传因素对精神健康的显著影响。
社会关系。在我们呱呱落地后，父母是我们接触社会集体的第一成员，我们与父母之间的依恋纽带将伴随一生。“对父母的安全依附程度是儿童日后发展各种关系的基础。”（米尔斯,2013:106）依恋关系是指婴儿与主要抚养者之间的特殊的情感联结，会影响个体一生的人际关系、情绪调节和自我认知。依恋关系主要分为安全依恋型，焦虑矛盾型，逃避型，紊乱型，其中安全依恋型在成长环境中倾向于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信任他人，具备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而剩余三种依恋关系的人则容易出现情绪障碍。
家庭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单元，家庭暴力、冷漠忽视等常常会成为精神痛苦的源头。除此之外，当个体逐渐成长，社会活动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在《自杀论》提到，生活在集体中，社会活动丰富时，自杀率会上升。个体在不同的阶段需要面临家庭、朋友、师生、同事、邻里等多元社会关系，与社会成员的互动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社会关系出现问题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孤独、被排斥、被误解等负面情绪，进而形成精神上的痛苦。
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
——缝合伤口的针线和药
当把社会中的个体所遭受的苦难当作伤口，那么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就是缝合伤口的针线和药。社会政策有三个目标：“第一，其宗旨皆为行善——政策指向为市民提供福利；第二，兼有经济及非经济的目标，例如最低工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等；第三，涉及某些进步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劫富济贫。”(蒂特马斯, 2011:13)。按照三个目标，蒂特马斯又将社会福利分为三种类型：剩余福利模型、工作能力—成绩模型和制度再分配性模型。
模型一：剩余福利模型，可以理解为社会福利当家庭或市场崩溃时才开始介入运作，而且此时的福利干预只是暂时的。例如，当重度残疾者需完全丧失自理能力时，才能申请护理津贴。即在这种模型下，社会福利只是作为当市场和家庭无法满足需求时的一种辅助性的补救措施。此时优势群体在市场和家庭正常运作时持续积累资源，弱势群体比如残疾者、单亲家庭需要消耗完资源才能获得有限且暂时的帮助，甚至领取社会福利被视为个人或家庭的失败。对于这些接受福利援助的弱势群体而言，可能会陷入“创伤-补救-再创伤”的恶性循环，似乎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模型二：工作能力—成绩模型，即根据个体在劳动市场的贡献来分配福利，此时的福利“充当经济的附属品”，又被称为是经济体系的“婢女”(蒂特马斯, 2011:14)。国内的养老金就是工作能力—成绩模型的一种形式，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的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多缴多得。在这个模型中，工作能力较强、经济贡献较大的群体就能获得更多福利，反之，贡献较少的群体则福利较少，福利制度是嵌入到市场经济之中的。当然用市场的逻辑去解决社会问题，实际上会复制市场本身的不平等，固化不同群体在福利分配上的不平等。
模型三：制度性再分配模型，即福利是所有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工作能力和经济贡献等无关，此时领取福利被视为一种正常且普遍的行为，理论上能获得更广泛的福利覆盖。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看，制度性再分配可以看作是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社会成员则通过纳税等方式支持政府，政府则通过提供福利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种福利分配普遍性与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正如米奇利所说，“制度性福利则是全民性的，是社会的一个‘正常的’、最重要的与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米奇利, 2009:28)。
从蒂特马斯的社会福利分类方式，除了可以理解不同社会福利模式的特点和差异外，还可以看到社会政策并不是带着“利他主义”和“关切平等”等等的神圣关环。因为当社会政策倾向于对于某个群体提供福利时可能会使其他的群体不利。因此，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是缝合伤口的针线和药，但绝不是一次性处方，正如药物使用需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变化来调整用量，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才能成为治愈苦难的良药，而社会工作者则是在苦难中缝合希望的医生。
社会工作者——用生命影响生命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时期，农产品商品化导致小农失去土地引发失业、流民、贫困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宗教的改革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功能，急需新的制度来应对社会问题。诞生于1601年的《济贫法》中规定设立济贫院，通过征收济贫税来救济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而负责实施《济贫法》的角色，这些角色的职责与现代社会工作者的职责有相似之处。
早期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形式可以追溯到1820年，约翰·格里斯科姆(JohnGriscom)成立的预防贫穷团体，团体成员需要调查穷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并为这些群体提供相应的改变计划。当这些工作做完后，他们会挨家挨户访问穷人，这是社会工作最基本形式(扎斯特罗,2005:47)。到19世纪后25年，也有许多私人救济机构在帮助弱势群体，但这些机构项目缺少整合，有时会出现重复。直到1877年，为了避免慈善资源的浪费，慈善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新型的福利组织形式在美国的多个城市推广，推动慈善组织运作模式变得更加系统化。
19世纪晚期，第一个有薪酬的社会工作者出现了。那时的慈善会社雇用一些人作为行政秘书来计账管理救济金。另外，为了改善“友善访问员”的服务，这些行政秘书还为友善访问员们提供标准化的培训。1898年，美国纽约慈善学院开始给这些带薪的“友善访问员”提供专业培训课程，这标志着社会工作开始被视为一种职业对待，而非仅仅是纯粹的行善。
随着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以及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积累，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也逐渐完善。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特别强调实践，Barbra Teater、纽曼、克罗伊格等学者对于社会工作理论主张以证据为本，通过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交叉验证才是有效的社会工作理论。而社会工作者在实务的过程中需要对运用的理论与模式进行严格评估，记录什么情境下是有效的。
另外，社会工作理论还有多学科融合特性，比如在《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一书中，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展示社会工作主要理论流派的概念框架与实践原则，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BarbraTeater, 2013:251)。因为社会工作者面临的社会问题通常非常复杂，当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援助时，社会工作者通常需要工作常常需要与医生、律师、警察等其他专业人员合作，这种跨领域的合作常常需要社会工作者了解不同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工作方式。因此，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工作理论体系能够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更丰富、更灵活的知识工具，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实务挑战。
图片来源：（美）查尔斯·H. 扎斯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
从社会工作的发展史里，社会工作者的形象确实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从纯粹的慈善行为到逐渐演变为一个正式的职业，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似乎是一条不断向上、愈发光明的道路。社会工作者，似乎听起来是一种有温度的职业，然而，这份工作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光鲜，它背后所承载的，是社会中那些被忽视的角落、被边缘化的群体以及那些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
在世俗的目光中，社会工作往往被误解，甚至被轻视，即便是拿着社工职业资格证，也会被认为是义工，是“为爱发电”。与其他许多职业不同，多数地区普通社工薪资仍低于社会平均，似乎不能够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也难以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热爱，真的能够抵万难吗？前路之艰不言而喻。可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无法避免苦难，贫困、失业、家庭暴力、种族歧视等从来不会缺席，而他们是那些在生活的边缘行走的人，是那些在苦难的中缝合希望的人。
“虽然改变让人望而生畏，改变是希望的基础。保持乐观是心理健康的基石，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为个体带来希望”（克里腾登,2020:215），社会工作者坚守的是，帮助个体看到未来的可能性，让他们相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有机会实现改变。他们相信，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有意义的，每一次的帮助都能为社会带来一丝温暖，这份坚守让热爱能抵万难，或许这就是社工的魅力所在。
结尾
在《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书中提到，“我们是来修房子的，只不过我们修复的不是物质性的房子，我们修复的，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踏上社会工作这条路，注定就是苦难与温暖交织。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仍然相信，用生命影响生命......
阅读书目：
（英）蒂特马斯《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
（美）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
（美）查尔斯·H. 扎斯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
（美）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
（英）BarbraTeater《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美）纽曼、（美）克罗伊格《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
（美）Roberta G.Sands《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美）艾伦-米尔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克里腾登《依恋与家庭治疗》
叶锦成《精神医疗社会工作：信念、理论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