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美股、债券、商品甚至黄金都在抛售加剧，说明流动性危机——金融危机的前兆已经出现，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准备，疫情全球大流行只是导火索，根源是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的脆弱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12年过去了，美国、欧洲主要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债务杠杆上升、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政治观点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美国祭出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两次降息，以及正在酝酿的万亿刺激计划，说明已经意识到了美国陷入了流动性危机中。金融游戏堆高了美股泡沫和企业债务，货币超发、投资者同质化交易行为、上市公司发债股票回购是美股长牛的重要原因，现在音乐已经停止，游戏已经结束，在市场下跌时泡沫被刺破蕴藏着巨大风险。
实际上，留给美国的时间不算充裕，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尽快控制疫情，以短期代价换取长期胜利，然后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来稳增长。
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疫情全球大流行和金融危机，将从产业链、贸易、外需、金融市场、大宗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传导。因为传导是有时滞的，目前国内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还不充分，现在还远没到宣告胜利的时候。所以，我们强调要“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没准备是危，有准备是机。
前一段时间A股大跌已经消化了国内疫情的影响，最近的市场震荡是对外围市场的担心，但相比欧美股市，A股跌幅较小，这是对我国抗疫初显成效的肯定。随着企业的陆续复工，多项举措的顺利落地，中国经济会回到正常的发展通道。但是，要高度重视疫情的二次传染风险，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充分准备，目前还不能大意。
美联储的大水漫灌，短期可能会解决经济一时的困局，但长期来看埋下了诸多隐患，货币超发导致债务过高、股市泡沫堆砌、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都将削弱制造业的基础，让过度消费模式走得越来越远。在当前关键时点，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在危险和恐慌中找到机遇，借此机会扩大改革开放，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治理，一旦这些举措落实到位，国运就来了。
过去几年中，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提前为预防风险扎下了制度和改革的篱笆，保障了我国的金融安全。可以看出，近期在疫情和外围因素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股市、债市运作相对平稳，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走在了全球前面，为经济尽早恢复常态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的根源是过去长期的货币超发和低利率，因此这一次应对要避免饮鸩止渴，以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2020年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新基建，放水养鱼，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比对生产的冲击更大，旅游、住宿、酒店等消费大项的恢复往往比生产要慢一个季度，企业很快就能开工，但开工后消费跟不上，外需不给力，就容易造成库存积压和企业经营压力。当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新基建，这包括了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不少人担心新基建会成为四万亿，我也多次强调，新基建要防止“新瓶装旧酒”“重走老路”“四万亿重来”，避免沦为又一次纯粹货币超发的饮鸩止渴。此次搞新基建，就是要做好科学规划，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不能短期大规模刺激，但当前的经济现状也不能不刺激。
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