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了广州街头清扫马路的环卫工人，和他们聊起广州在两年前出台的艰苦行业积分入户政策，却发现，这些来自外地从事着艰苦劳动的环卫工人，对于将户口落到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并无太大兴趣，而是认为提高工资更具有实际意义。出现在广州的这一情况，与中国社科院前不久公布的一份调查相契合。这份调查说，我国中西部地区约一半农民不想进城，而那些已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还表示，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回乡。
中国的户籍制度曾经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两种户口得到的社会资源存在很大差别，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两种户口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不知道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打破，特别是在近几年持续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中，两种户籍的登记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但是这并不等于城乡之间的户籍鸿沟已经填平，事实上，像广州这样经济发达、生活条件优越的特大城市，它的城市户籍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但是，广州市推出的这样一项施惠于底层劳动者的好政策，却在环卫工人中受到冷遇，恐怕出乎主政者的意料。但仔细想想，其实这些环卫工也有苦衷。城市户籍虽然诱人，但如果只有户籍而没有住房，这个户籍就成了“空中楼阁”，并没有想像中的巨大价值。对于这些从事环卫工作的异地农民工来说，要想在广州购置一套住房，无疑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取得一个广州户籍，对于环卫工人来说，也就减低了它的吸引力，以至他们认为还不如提高工资。
实际上，城市户籍之所以在一些人眼里那么诱人，关键在于它附着了很多农村户籍所不具备的社会福利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具有城市户籍的人如果失业，可以得到由城市政府提供的救济金，近年来这种救济金还在不断提高，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都已在千元以上。而一个不具备城市户籍的人，即使他已经在这个城市工作多年，一旦失业，城市政府是不可能向他提供一分钱救济的。这种根据户籍安排的社会救济制度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城市居民宁愿失业，也不愿意从事扫马路之类艰苦劳动。于是，大城市里类似环卫等艰苦工种，现在基本上是由内地农村来的农民工承担。而当城市的艰苦行业大量由农民工来承担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差别则以另一种形式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向符合条件的外地农民工赠送城市户口，这种公共政策的思路，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从本质上说，户籍只是政府为了方便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它本身并不产生经济价值。但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花钱购买城镇户口、购买商品房赠送城市蓝印户口等开始，城市户籍就一直被城市管理者当作一种奇货可居的商品在兜售，而为了让户籍的经济价值不会丧失，给政府创造更多收益，户籍制度改革也就很难出现大踏步跨越。
城市的艰苦行业将长期存在，但是目前看来，这种艰苦行业只能由外地农民工来承担，而城市居民却由于有户籍所产生的福利保障而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对外地农民工是不公平的。广州市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希望用赠送城市户口的办法来让外来农民工感到温暖，但是由于对农民工的真切需求缺乏了解，因此政策效应并不明显。媒体的报道说，广州一个基层的环卫工人每月能够得到2000多元的工资，参考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物价水平，这明显偏低，也很难对本地居民产生吸引力。因此，相比送一个城市户籍给艰苦行业的农民工，确实不如给他们提高工资更实惠，也更能体现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