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一点资讯获悉，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晓光被查，原本就“遥遥无期”的IPO路上再添一枚“绊脚石”。
贪官频出，54岁老“北京农商人”被查
今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清风北京”发布消息称，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资料显示，李晓光，1967年5月出生，1983年11月参加工作。2000年8月加入北京市农信联社任信用卡部主任科员。2005年10月，任北京农商行顺义支行正职负责人；此后历任顺义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三农业务部总经理，三农业务部行员，总行后勤事务中心副总经理，天通苑支行党委书记、临时负责人，天通苑支行党委书记、行长。2016年8月起至今，任北京农商银行朝阳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据悉，北京农商银行改制成立于2005年10月19日，前身是创立于1951年的北京农村信用社，是国务院首家批准组建的省级股份制农商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别看北京农商银行只是一家“农商行”，但这并不是该行唯一一次被曝出“问题高管”。
2011年至2012年间，北京农商行平谷支行原行长韩立锋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两家开发商贿赂共计1318万余元。虽然韩立锋称两家公司都是主动行贿，但根据其中一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某的证言，是韩立锋主动约其见面，向其借1500万元。而姜某担心如果不给韩立锋会推迟发放贷款，就同意给他1000万元。另一家公司负责人也表示，韩立锋以家人有急事急需用钱等理由向他要钱。2014年2月，市二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韩立锋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2万元。
“拔出萝卜带出泥”，韩立锋被抓后“顺带”检举揭发北京农商行原副行长司伟收受贿赂，也因此韩立锋得到轻判。
据悉，司伟在2007年至2013年担任北京农商行副行长和总行营业部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金条、翡翠、手表、购物卡、现金等款物共计600余万元。2014年11月，司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万元。被捕前，司伟曾在2010年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系副厅级官员。
2017年，华夏银行原副行长、北京农商行原董事长乔瑞因收受贿赂财物共计270余万元，被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罚金50万元。尽管其收受贿赂并不仅仅是在北京农商行就任期间，但在检查中发现，2012年，乔瑞在担任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期间，为北京福地凰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银行业务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总经理李某给予的以人民币7万元购买的木质犁具1套。经鉴定，木质犁状工艺品上端中部扶手末梢取样部分材种中文名为香枝木。
除此以外，在2016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的《北京:通报市国资委等16家被巡视单位整改情况》中，也曾点名北京农商行在巡视期间有支行行长未经批准擅自出国问题。对此，在市纪委进行纪律处分的基础上，免去其党内职务，解聘其行政职务，调整到非管理职务的业务技术序列岗位工作，并进行了经济处罚。
近年罚款超两千万
除问题高管频出外，北京农商行业务问题也不少。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至今，该行被罚款项已经超两千万。
2020年10月，北京农商行因违反反洗钱相关规定，存在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与其进行交易、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或可疑交易报告、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义务等4项违法违规行为被央行营业管理部罚款1948万元。同时，该行时任副行长、监事长于辉以及副行长曾林峰分别因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罚款12.8万元、3.2万元。
巨额罚单，还不止这一张。2020年3月，北京银保监局在一天内接连发布了两张针对北京农商行的处罚涵。其中，该行因违规审批、发放贷款；贷款资金被挪用；理财业务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7项违法违规问题被处330万元罚款。因贷款调查审查不尽职；违规发放土地储备贷款；员工行为管理薄弱等5项问题，被处220万元罚款。两张罚单合计罚款金额达550万元。
2020年7月，北京农商行还因违规涉企收费被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点名通报。据《关于银行违规涉企收费案例的通报》显示，北京农商银行于2015年11月26日向某公司提供保理融资5亿元，到期日为2020年10月25日。该行与借款人签订《应收租赁款保理业务协议（有追索权）》，约定手续费每年按保理融资金额的0.4%计算，分年收取，5年共计收取保理融资金额的2%；如借款人提前还款或银行要求，银行有权一次性收取剩余保理业务手续费。该行于2015年12月2日和2016年1月11日分别向借款人收取200万元和800万元保理业务手续费，合计1000万元。该行服务价目表公示的收费标准为：保理业务手续费一般应按照融资金额的0.3%－1%的标准在融资发放前一次性收取。按公示的服务价格最高标准1%测算，该行超标准多收取500万元费用。
十年上市路“遥遥无期”
风控不严的后果，北京农商行或许已经品尝到了。
2021年一改去年的冷清，银行IPO明显提速。继今年2月份重庆银行成功上市后，5月齐鲁银行、瑞丰银行相继拿到IPO的批文。6月7日，齐鲁银行完成申购，网下超额认购倍数达3121倍。6月10日，瑞丰银行也完成申购。
除陆续实现A股上市的银行外，“候场”上市的银行数量也并未缩减。据证监会6月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还有14家银行在排队IPO，包括5家城商行和9家农商行。其中，湖州银行显示为“已反馈”，上海农商银行为“已通过发审会”，其余12家均为“预先披露更新”。
值得关注的是，在资产规模排名前三的农商行中，渝农商行已实现“A+H”两地上市，上海农商行A股IPO也是已过会状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农商行作为一家立足首都，规模达万亿的农商行，筹备10年仍“待字闺中”，上市依旧遥遥无期。
据悉，2011年12月6日该行就成立了“IPO领导小组”，将上市工作提上日程。据2011年年报披露，当年董事会的主要工作中包括：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IPO领导小组及工作组的议案》，明确了本行IPO领导小组及工作组成员及职责，奠定了推进上市工作的组织基础。这么一准备，就“备战”了近10年。
2021年5月11日，北京证监局披露信息显示，北京农商行的上市辅导工作已进行到第十五期。报告显示，辅导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开展了全面尽调工作，并督促公司对尽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规范。工作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IPO工作计划有所延后。
财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北京农商银行资产总额10292.84亿元，较年初增长7.37%。尽管资产规模持续做大，但是盈利能力没有得到同水平进步。2020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65.65亿元，较2019年的188.39亿元，同比下降12.07%，且营业收入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出现下滑；实现净利润74.15亿元，较2019年末的82.29亿元，同比下降9.89%。实现利息净收入140.52亿元，同比减少27.14亿元，下降16.19%。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8.51亿元，同比减少2.55亿元。而在营业支出方面，该行发生营业支出80.80亿元，其中业务及管理费就高达61.03亿元，占比为75.53%。
尽管在2020年的年报中，对于2021年的工作重点，北京农商行再次言明要“依法合规推进 IPO 工作。按照工作安排及监管要求，对标上市银行标准，持续夯实 IPO工作基础，稳步推进 IPO 工作。”不过按照如今的情形，北京农商行是否还能如愿上市还是个“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