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国内主要观点认为，国际地缘震动会有所减缓，但中美经济将继续下行甚至冰封。
与此同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增加6万亿元地方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即，以更低成本的债务替换存量高息债务，以化解存量债务风险。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明确加大发债力度的同时，还将继续增加收入项，比如根据近日相关发布会消息，我国将正式启动房地产税，以缓解各地土体财政不可持续背景下财政收入不足的难题。
概而言之，在全球化遇阻背景下，发债并提高税收将成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促进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主导性政策。
当然，即便站在全球视角看，应对经济下行的方式大体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发动战争，即通过战争消解过剩的资本或产能，一战、二战，以及期间的殖民统治则是典型代表；一种是发债，罗斯福、奥巴马以及我国2008年的4万亿，均被视为经济学中的典型代表案例。
作为一直倡导和平发展的国家，我国从来都是反对战争的。于我国而言，消解危机的手段大体亦有两种，回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危机应对策略，其整体逻辑亦是一脉相承的，一是用乡村承载过剩的劳动力和资本，二是发债。如果指出此次应对策略与前几次的区别，则在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乡村”这一历次化解危机的主要手段不再适用。
具体来看，乡村振兴可引导更多的中产及以下阶层民众回归广袤的乡村，以此消解短期内城市化进程中不可解决的人员、资本、产能等系列难题；而提升发债力度，则可在短期内快速催升内需，助力经济发展实现平稳过渡。
前者，除上世纪50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场景外，仅从经济学角度，最为典型的是起始于1999年的新农村运动。但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乡村发展至今，其接纳程度以及民众的回归意愿已深度受限，如不能有更具实质性的大动作，短期内乡村基本难以再次成为承接人力和资本输入的主阵地。
后者，即发债工作，近年来亦在持续推进。但鉴于前期地方债危机仍未有效化解，故近期国家层面的发债仍以置换高成本的地方债为主，真正用于激发内部需求的发债或将延后一段时间。
但之于发债而言，从近二十年的历史看，国家发债必然也必须通过央国企控制投向，实践中亦多是通过央国企来实现，进而会出现此前被反复诟病的国进民退问题，但从全球看，这都是在现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必须选择。
如上背景下可以想象，未来保险业的主战场仍会是城镇高净值人群。延着这一逻辑，在当下以长期缴产品为主力的保险业，具备持续缴费能力或收入预期的客群，除私营企业主外，更多还是集中在体制内的高净值人群。
黄金、期货、美元以及或明或暗的各类海外投资，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其投资渠道显然更为多元。而保险业要想尽可能多地获取这一客群，银行渠道必不可少。银行，尤其是私行发展较为成熟的银行，是当前高净值客户的聚集地。换言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银保仍将是保险业的主力渠道，且比重会越来越重。
基于此，再向下延申考虑的问题是，花大力气从头做个险，到底值不值。
在此之前，传统寿险公司多以个险为主，银保为辅，头部险企历经多年积淀早已打造出一支成熟的个险团队。从头部险企看，其个险团队既能服务团队所在地的高净值人群，亦可向下涵盖诸多保险意识刚刚觉醒的普通客群，也正是基于此，在此之前一直有“得个险者得天下”的说法。
从全球保险市场看，代理人亦不可或缺，但不可忽视的一个趋势是，保险市场越发展，个险渠道占比越小。具体到当下我国保险市场看，深处当前这样的宏观周期，新建或重建个险渠道或许已不再具备性价比。毕竟，高绩优代理人人数有限且流动性有限，经济愈发不确定性的未来，普通客群流向银行等专业金融客群聚集地的趋势亦将愈发明显。
当然，这只是宏观上的理解，具体到实践中，从趋势演化为实践仍需一定的时间。对于新建个险渠道的企业而言，抢占高净值人群这一红海显然不是最优解，但普通客群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未来一定时间段内，仍有一定的空间，毕竟，该类客群的保险需求，历经数年普及正逐渐被激发。
但对于该类客群而言，他们需要的到底是理财还是保险（保障），则需有更精准的判断。对于普通客群而言，守住当下财富（包括健康财富）还是博取未来收益（包括死差益），是其选择保险产品的核心考量。
然而，对于已实现基本医保广泛普及的国内市场而言，传统保障型产品基本难有大的发展（可参照日本等类似社会福利国家），对于普通客群而言，其诉求与高净值人群或许并无太大差异，即对收益的关注远大于保障本身。
但在个险和银保共同组成的寿险二元销售体系中，银保的收益往往更有优势。对此，2025年的开门红已逐渐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