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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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朝到民国，鸦片为什么如此猖獗？1858年6月27日大清与法国签署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鸦片改称“洋药”，可自由买卖。
相反，在当年一些外国也可以合法销售鸦片，为什么没有泛滥起来？
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大体是几点：
第一，统治者对鸦片的无知。
鸦片不是1840年才传入中国的，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
实际上，对于毒品的认识都会有一个过程。
以海洛因为例，早在1898年就当作止咳药出售，拜耳公司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作为宣传。
认识到海洛因是强力毒品，则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拜尔公司在生产海洛因30多年后，终于在1931年停止了海洛因的生产，承认它是一种毒品，还向世界道歉。
对于鸦片的认识也是如此，只是时间更长。
唐宋时期，鸦片是一个稀奇的珍贵玩意，听过它名字的中国人都是极少。
直到明朝时期，中国没有人抽大烟，只是将鸦片作为一种治病的洋药，病人偶尔会用。
此时的鸦片或者罂粟，是波斯商人贩卖来的洋药，认为可以治疗诸如咳嗽、腹泻之类的毛病。
元代明代对于鸦片只是作为药物，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还没有吸食的技术。
而生鸦片有一股无法形容的骚臭味，类似于放置很久的尿液。作为药物的鸦片也只是用水化开，然后加上大量砂糖喝下去。即便如此，这种药物也是非常难闻的，不是病人绝对不会服用。
直到明朝末年，一说印尼人才发明了生鸦片提纯为鸦片烟膏的技术，才可以类似于旱烟一样吸食。清末文人李圭《鸦片事略》认为：“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烟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
这种吸食鸦片的技术，传到中国已经是清代了。
没想到的是，吸食鸦片很快就流行起来，到雍正时代已经很多人抽大烟。
到了1799年，鸦片的年进口量已达4500箱，成为燎原之势。东印度公司在1806至1809年间获利约七百万银币，基本都是在中国销售鸦片的利润。
吸毒这种东西，政府必须一开始就严控。等到瘾君子数量众多时候，再想控制就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今天美国的禁毒不可谓不坚决，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每年花费500亿美元以上），但毒品就是杜绝不了。美国政府公布，国内的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的年消费额在2016年达到1500亿美元。
实际上，只要存在大量吸毒人群，毒品贸易就肯定会存在，区别只是毒品价格的高低而已。
一旦毒品贩卖利润高于风险，就会有人敢于贩毒。
新加坡的法律很严格，携带海洛因超过15克的人就会面临死刑，仍然有毒贩敢于去这个国家贩毒。目前新加坡国内，仍然有50多个毒贩等待执行死刑。
更要命的是，满清初期的鸦片价格很高，是一种西洋奢侈品，只有少数达官贵人和富人才能享用。
随着印度鸦片种植面积扩大，鸦片的价格也一再降低，中国的中产阶级甚至小康家庭也开始吸毒。
即便如此，鸦片的价格并不低廉。
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吸毒人口增加到1200万，数量惊人。但鸦片价格仍然坚挺，一箱鸦片有80个鸦片球，每个球重1.4斤，在印度制造的成本为2.5两白银。然而在清朝销售时，每个球高达25两白银，几乎是成本的10倍。瘾君子的毒瘾不同，但至少每年会吸食大半个鸦片球或者一个鸦片球，吸毒时间长的人甚至需要5个球。按照平均每个瘾君子每年吸食一个鸦片球来计算，每年花销至少25两白银。
而当时清朝平民家庭，一年尚且没有25两白银的收入。所以，此时的鸦片还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消费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当时中国人对毒品危害理解不深，皇帝都抽大烟。
委派林则徐禁烟的道光皇帝，自己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抽鸦片。他的儿子咸丰皇帝，也抽大烟。而咸丰皇帝才30岁就暴毙，同他常年吸毒和不节制的搞女人有很大关系。
咸丰皇帝的皇后慈安太后也抽大烟，而慈安在45岁无征兆死亡，可能就是常年抽大烟导致的突然中风。慈安太后死前卧床1个月，期间连话都不能说，很像吸毒过量后的脑出血。
到1838年，鸦片年进口量攀升至4万箱，彻底失控。
到了这个地步，满清已经形成了全民吸毒的形势，想要禁毒的难度就极大了。
之所以搞到如此地步，完全是统治者对于毒品无知和放纵造成的。
第二，自行种植。
自己种植大烟，是中国鸦片失控的最大原因。
在鸦片战争时代，抽大烟的人虽多，主要还是有钱人，至少也是中产或者小康家庭。
为啥？
鸦片都是进口的洋货，价格很高，穷人负担不起。
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满清自作聪明的改为自行种植鸦片，以防止白银外流，导致鸦片根本无法控制。
全国有很多鸦片种植的省份，比如热河、陕西、山西、云贵川都是鸦片种植大省。
以云南、贵州为例，到了民国中期全省到处都是罂粟花，鸦片成为省内支柱经济。
那么，是满清皇帝傻，才会这么做吗？
不是这样。
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自己抽大烟，不可能不知道鸦片的危害无非是两个，第一伤害人的身体，让国家失去劳动力，第二出现大量白银外流，被洋人赚走。
对于鸦片危害国民，减少劳动力，其实满清皇帝并不重视。
为啥？
就算满清有1200万人吸毒，也没什么了不起。当时吸毒者年龄偏大，大部分本来就不是劳动力。
况且，满清人口高达4亿，减少区区几百万劳动力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看重的是白银外流，这会导致国家经济的严重问题。
自己种植鸦片，就可以减少白银外流，洋人在中国捞不到钱了。
然而自产鸦片，却导致中国鸦片问题彻底失控。
本土的鸦片很便宜，尤其是质量较差的贵州、热河这些地方的鸦片，价格仅仅为进口鸦片的五六分之一。如果本来抽大烟需要每年25年银子的花费，现在只要四五两而已，连基层的苦力也能够买得起。
结果是，中国吸毒人口剧增，连底层贩夫走卒也抽大烟。兰州的人力车夫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抽大烟。
当时有名人去四川拜访亲友，雇了两个民夫抬滑竿。让这个名人惊讶的是，这两个衣衫破烂的民夫，每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就会找地方抽大烟。过足烟瘾以后，他们爬山下山都是健步如飞。他们可以不吃饭，但不可以不抽大烟。名人看不下去，出言阻止。一个民夫说：先生，我们要是不抽烟，就容易走神。走这种山路只要一个不小心，滑竿翻下山去，大家都活不成。
名人见状，也不敢再说什么。
至于鸦片产地，由于价格更是低廉，毒品泛滥到极点。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时，曾试图在当地招兵。然而这些地方的年轻小伙子，很多都是有鸦片烟瘾的。招募进入部队以后，他们必须先戒烟，然后才能训练。好在鸦片烟瘾不算难戒，在军队严格纪律下就更容易根除。
第三，以贩养政府。
政府将鸦片税收看得很重，类似于今天烟草税。
据说在一次政府讨论禁烟的会议上，烟草局长拍了桌子：你们别说什么禁烟。你们工资里面十分之一，就是香烟的税。
道理就是这样。
鸦片的税收高昂，成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各地都大肆纵容种植。
早在清末时期，政府可以从一担鸦片中收税高达100多两白银。
在1887年清政府的鸦片税高达1000万两之巨，可以购买一支北洋水师。
到了民国军阀割据时期，军阀们也大肆鼓励种植鸦片，借此收税。
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税高达804万元。即便经过龙云的励精图治，1932年鸦片税收仍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这些各种错误的政策，导致中国的鸦片产量在1917年占全世界鸦片产量的八成，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以上，占总人口的16.8％，成为世界上产毒、吸毒第一大国。
相比起来，我们的邻居日本做的就很好。
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严格控制鸦片的输入。在1858年，德川幕府就下令禁止包括英国在内的5个大国向日本贩卖鸦片，只允许药店少量购买作为药物。对于擅自走私鸦片的日本人，走私贩子斩首，还要抄家。在如此重刑下，日本敢于走私鸦片的人很少。
同时，日本国内严厉打击吸毒，对于吸毒者一律严惩。第一次发现抽大烟，会勒令吸毒者戒掉。如果吸毒者不能戒掉鸦片，会被判处流放。如果到了流放地仍然吸毒，吸毒者会被处以死刑。
在这种高压的政策下，日本的吸毒者很少，1万多人中才有1个人抽大烟。当时日本人口有三四千万，也就是说国内抽大烟的只有3000人左右，同满清的1000多万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们今天往往把鸦片问题一味推到洋鬼子头上，但对比中日来看，还有个国内执政问题。
如果像日本这样坚决禁毒，保持优秀的执行力，洋鬼子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结果就是：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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