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中国银保监会党委的文章——《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文章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政策靠前发力等因素影响，目前宏观杠杆率上升压力有所增加。必须加强宏观杠杆率上升相关风险应对，特别是严防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债务过快增长带来的风险。做好大型企业债务违约监测预警，提前制定接续融资和债务重组预案，妥善应对不良资产反弹。
这个提醒来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这不是泼冷水，而是敲警钟，是让各方都警觉起来，既要充分满足眼前利益需要，也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需要，既要稳定眼前的经济增长和事业发展，也要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和事业稳步有序，避免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现象的发生。否则，经济发展容易出现波动，各类风险难以有效防范。
宏观杠杆率上升，可以归咎于新冠疫情的多点散发，特别是上海爆发比较大的疫情，给经济稳定构成了一定影响，对供应链、产业链等正常运转也带来了一定不利，从而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为了稳定经济、稳定就业，出台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这并不是最充足的理由，也不是唯一的理由。从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货币政策的运用，单从量的方面下功夫，效果已经不太明显，甚至已经出现了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的现象。货币政策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强调它的合理性、有效性、针对性和执行力，要确保货币政策传导不再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事实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宏观杠杆率上升现象？真的只是流通中货币量不足、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造成的吗？显然不全是。实体经济确实面临着资金困难和压力，确实需要补充资金，确实不能见死不救。可是，补充的资金，到底有多少流向了实体企业，有多少被中小微企业吸收，也许，只有商业银行知道。因为，从监管机构透露的信息也不难看出。银保监会表示，“特别是严防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债务过快增长带来的风险”，这样的提醒，绝不是原则要求，而是针对性非常强的要求，是说明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正是有了这些问题，才需要做出提醒。
于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央行放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资金，到底都去了哪儿呢？为什么地方政府部门债务会过快增长呢？要知道，在过去几年里，央行在出台降准等方面的政策时，大多采用的是定向手段，是专门针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而出台的，为什么也落实不到位呢？
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单纯因为疫情而释放的货币，是不足以构成宏观杠杆率上升的，所释放的货币量也是看得见的。特别是此刻释放的货币，也确实是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关键在于，此前释放的货币，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应当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大量流失到其他领域了，导致实体经济领域依然资金严重短缺，管理层只能不断放水，形成恶性循环。
这也意味着，在信贷资金投放问题上，商业银行是失信的，没有按照管理层的要求去做，没有给予实体经济应有的支持，导致货币投放政策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反而让流通中出现了太多货币，宏观杠杆率上升；监管机构是失位的，监管没有完全到位，甚至睁一眼、闭一眼，放任了商业银行的行为。如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宏观杠杆率上升，金融风险扩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政策工具的效率下降。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控制宏观杠杆率上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就必须控制好货币总量，更多的从信贷资金结构上下功夫，不断地调整和优化信贷资金结构，提升实体经济融资比重。眼下，特别要注意对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投放控制，不能因为房企出现问题了，就加大对房地产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这是纵容房企犯错，会让房企更加肆无忌惮地负债。同时，对政府融资平台等债务大户，必须把责任传导给地方政府。因为，真正重视化解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地方并不多，更多的还在增加债务，只是花样变了，让平台公司一边扮演市场主体角色，一边继续为政府融资，政府的隐性债务继续不断增加，风险越来越大。
实体经济融资十分困难，资金严重短缺，宏观杠杆率却在上升，这是一个什么信号，一种什么矛盾格局，管理层当好好思考，不要再笼统谈问题了，要有更多针对性措施与办法，要在如何确保政策传导不受阻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