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对此，中国财政部表示，很遗憾看到惠誉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前期我们与惠誉评级团队进行了大量深入沟通，报告也部分反映了中方的看法。但从结果看，惠誉主权信用评级方法论的指标体系，未能有效前瞻性反映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对推动经济增长、进而稳定宏观杠杆率的正面作用。
惠誉做出如此“毁誉”行为，主要是没有动态地看待中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亦即把眼睛过度静态、机械、教条地放在财政赤字、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债务等方面，而没有公正、透明地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产生的效果，没有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但凡用心观察，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惠誉“毁誉”中国主权信用的理由。
首先，增加财政赤字，并没有提高赤字率。与2023年年初预算相比，中国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06万亿元，增加1800亿元。只看绝对值，确实是增加了，但是，赤字率则仍然为3%，所增加的赤字，与财政收入增量是相匹配的，不会给财政运行带来风险和压力。而之所以要增加财政赤字，也是为了在经济运行状况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下，充分利用财政赤字工具，发挥财政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一旦经济运行恢复到正常状态，财政赤字也会逐步减少，直至财政收支平衡，并出现盈余。如果把中国增加财政赤字当作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依据，那有些国家早就进入财政破产状态了。显然，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
其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地方政府确实背负了一定数量的债务，在极少数地区，债务负担还比较重。但是，从地方政府债务的总体状况来看，并没有达到惠誉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的程度。一方面，中国政府早就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严禁地方政府增加新的债务，且时间已经长达十多年。而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没有出现新的扩大，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下降；另一方面，在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状况不佳、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仍然得到有效控制，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对待债务的态度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不会再随意扩大债务。随着经济运行状况好转，债务规模也会出现下降，债务风险不仅可控，而且正在逐步化解。更重要的，中国政府不允许地方出现财政赤字，在债务规模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会再出现其他方面的债务风险，也不会像美国一些地方一样，出现政府破产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惠誉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完全没有道理，也没有依据。
再者，融资平台债务结构合理。惠誉可能太不了解中国，不了解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十多年前，在清理地方政府债务时，对融资平台的债务是进行过认真分析和处理的，属于政府债务的，全部归类于政府债务，属于企业经营性债务的，则归类于企业。在此基础上，融资平台必须转型为经营性国有企业。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早已转型为经营性国有企业，相关的债务则也做出了明确划分，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剔除了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债务结构已经比较合理，债务规模也不大，将融资平台债务作为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依据，实在有点欲加之罪。作为国际评级机构，如果在对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结构和分布状况都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将其作为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的依据，是有损国际评级机构形象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国际评级机构，也是应当下调评级信誉的。因此，建议中国财政部下调惠誉国际评级机构的信誉指数，由“信任”下调为“基本信任”。否则，惠誉不会做出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而会任性地给主权国家做出信用评级，从而损害主权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