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济网11月27日报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网《深谈》节目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随着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从全球来看，一些主要经济体中央支出占比基本都不低于50%。因此，他建议，到2030年，中央本级的支出比例最好提到30%-40%。
要说刘院长的建议不对，肯定站不住脚，无论是理论还是国外的成功经验来看，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比，对于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治理能力、社会统筹协调能力都是非常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我国目前的财政供给人员规模、公共支出水平、社会治理需求、社会稳定需要、社会事业发展，如果把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占比提高到30-40%，是否合理，不是依靠理论推算来进行的，也不是外国的经验可决定的，而必须依据实际，全面分析，科学论证，客观考虑。
要知道，发达国家在财政供养人员方面，规模要比我们小得多，而产业工人数量则很多。以美国为例，大约是180名产业工人养一名财政供养人员。相反，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30名产业工人养一名财政供养人员，后来下降到20人养一名财政供养人员，现在已经低于20人。而财政供养人员中，中小学教师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而中小学教师的供养者，是地方财政，而不是中央财政。以区县一级为例，公共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是养教师的。同时，机关不问大小，机构一律“平等”，内设机构大多应有尽有。有机构，就得配人员，就得安排财政支出。近年来，单是招公就增加了多少财政供养人员，而行政机关退休后的人员，支出一点没少，等于是净支出。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落脚点在哪？
而从其他事权来看，医疗卫生、文化体育、部队转业人员、下岗工人、社会稳定、老党员、老英雄、老模范、贫困家庭等方面的支出，更是一年多于一年。将这些支出加在一起，再加上公务人员、教师等的支出，按照目前的支出预算，要想充分满足，可能全部留归地方也不够，别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达到30-40%了。
曾几何时，为了确保中央财政有足够的财力调控能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将增值税大头交中央，其他主要税种也多数上交中央，地方能够支配的财力越来越少，结果怎么样？“土地财政”出现了，地价上涨了，房价也上涨了，居民手中的钱大多被房子侵蚀掉，综合消费能力也明显下降了。反映到消费领域，就是消费需求不足了，市场低迷了，企业运行越来越困难了，形成了恶性循环。
中央财政本级支出的比重要提高，目前的15%左右，确实偏低，也不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和统筹能力。但是，绝不是拍脑袋，不是将国外的东西照搬照套，也不是算一笔理论账就算是研究成果。要想真正给出合理化建议，就必须把目前中央和地方承担的事权厘清楚，看看中央承担的事务与地方承担的事务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地方需要多少预算收入才能基本满足正常运行需要，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比例。因为，中央是有对财力的绝对控制权的。只要把账算好，把比例确定好，地方是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只是，算账一定要科学，要实事求是。要在算账的基础上确定分配比例，而不是先确定分配比例，或预想一个比例，就按照这个比例去强行执行。没有事权做基础的财权分配，必然会发生矛盾，也必然会伤害一方利益。中央利益不能受伤害，地方利益也不能受伤害，而必须协调运行、合理分配。
也正因为如此，刘院长作为财政专家，如果真的要提建议的话，就不能拍脑袋，而要有非常科学、客观、理性的依据。而依据就是对地方事权的充分了解了解，特别是教育、公务人员、医疗卫生、社会稳定等的支出了解，如果把中央财政本级支出比例提高到40%，那么，多数地方将无法生存，机关运转不了，教师队伍稳定不了，医疗机构难以运转，社会稳定出现问题。能够把比例提高到20-25%，可能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且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中央不要再动辄下达各种新的支出任务。不然，地方又要挖空心思伤害企业了。而现在的企业，已经伤不起了，实在伤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