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在《人民日报》撰文。文章指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赤字规模，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确保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拉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用好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按照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求，提高赤字率、增加赤字规模，适时降准、降息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逆周期调节必须出台的政策举措。关键要看，“腾”出来的钱如何花、花在哪，而不是盲目增加负债、增加资金供应。
要知道，这些年来，无论是央行还是财政，释放的货币、投放的资金、投入的财力规模是相当大的，数量也是足够多的。如果都能有效发挥效能、提高效率，对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作用应该也是相当巨大的。但是，为什么效果不是十分明显，至少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呢？真的只是单纯的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没有消费热情吗？为什么在这么大的资金供应下，仍然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呢？
很显然，这些释放的资金，没有有效进入到可以促进消费的领域，没有流进广大居民的口袋，也没有流到可以失去消费活跃的中小企业当中，而是大多在政府、银行、大企业之间打转，尤其是银行的资金体外循环，以及财政投入在政府项目与负债之间打转，是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最主要原因。但凡这些资金能够有效地从建设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再从生产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又从消费领域反馈到生产领域和投资领域，从而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间合理分配，就不会出现目前这样的现象。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过去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分配结构呢？很显然，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占据了主要部分。地方政府对资金等资源的占用，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建成的各类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公益项目，这些，对企业和居民来说，都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一是形成了巨额负债，而负债中的近半，都是各种利息滚起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减去财务成本的话，地方政府负债也可以减少近半。同时，还包括一些腐败成本。
大型企业对资金等资源的占用，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这些依靠负债从皮包公司变成大型企业的负债主体，通过用国家的钱买国家的地再欠国家的债，让政策释放的资金红利变成了个人炫耀的资本，最终又把包袱全部甩到国家手里，让国家必须继续用投放资金来救他们。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非房地产开发的大型企业也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只是，这些企业在资金使用的效率方面，是要远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于是，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支持实体经济投放的资金、提供的政策等，实际根本没有真正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也没有进入到居民的腰包。实体经济、居民等获得的资金等资源，比重相当小。相反，广大居民还要负债来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提供资金支持。传递到现在，就是消费市场的严重低迷了。
在这种极其不合理的资金资源分配中，银行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地道的，也是失去银行一点儿责任的。但凡有一点市场化意识，是不可能将资金资源如此分配的。反过来，今天的银行面临风险了，还要通过政策来激励居民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为银行的错误决策买单。
也正因为如此，新一轮政策刺激，包括赤字、发债、降准等措施，既要大胆运用，也要慎重对等，不能再过度相信商业银行的觉悟和能力，不能再过度依靠银行支配资源，而必须将政策的支点放到决策层面，就像前几年的财政资金直拨一样，决策层和管理层要“管”得宽一点，对不能按照政策要求执行的金融机构“杀无赦”。而资金投放的着力点，必须是实体企业、中小企业和广大居民。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已经做得够好了，如果企业还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也已经可以走出困境了。如果仍然不顾一切地给予开发企业以资金支持，那风险会进一步积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更大的风险出现在我们面前。对狼和毒蛇是不能太过仁慈的，该打时就得打，该杀时也得杀。
也只有把心用到实体企业、中小企业和广大居民身上，经济才能真正走向稳定。只有他们，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依靠和重要支撑，是支柱和稳定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