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庞瑞，瞻胜传播创始人CEO，跨文化国际传播专家、公共卫生政策研究者，曾为包括京东、链家、蒙牛、ofo出行、乐普医疗、宁德时代、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等知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庞瑞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在读博士，担任CCTV节目监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MBA校友导师等社会职务。本文经庞瑞授权转载自其新华网思客专栏）
2个月前，人们所焦虑的话题是“新冠肺炎多久能在中国得到控制？”不少人都曾真诚地期盼，随着疫情在暴发中心（当时的湖北武汉）得到有效控制，情势能够在两三个月之后恢复正常。然而，4月初的数据却无情揭示，虽然中国内地的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北美、欧洲等地的疫情曲线却仍然在以让人忧虑的速度上升；而南亚、中东、非洲等医疗条件更加薄弱的地区，下一步面临的暴发风险也十分巨大。国家卫健委及WHO官网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北京时间4月6日13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20万，罹难人数超过6万8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中国可以成为相对安全的疫情避风港，也会在疫情之后面临一个面目全非的外部环境。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托马斯·弗里德曼，知名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他于日前投书《纽约时报》，认为本次疫情将可能构成一条新的“历史分界线”，从而把世界进程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新冠元年前”以及“新冠元年后”。这一提法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绝非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高估。从很多方面来讲，本次疫情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对现代经济和全球化的一次“精确打击”。
新冠疫情精确打击了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高流动性
人类社会对传染病从来都不陌生，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空气传播、长潜伏期、无症状者也可传播等特点，让它成为人类几十年来最难对付的敌手。对于疾病控制机构来说，要么打断日常的社交、工作链（类似于严厉的“封城”），否则就难以防住其隐蔽而广泛的传播。这种要求人类在被疾病感染和维持经济运转之间二选一的难题，让很多国家无所适从。本次疫情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是经济先进、科技昌明、医疗发达的欧美国家，越是难以做出社交隔离、疫区封城的决策，非得逼到最后一刻才不得已实施有限的“社交隔离”，这是为什么呢？抛开政体等因素不谈，经济结构或许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部分解释。
相比中国，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很大，平均在70%左右。而服务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人员流动、接触，否则谈不上提供和消费服务。这一特点正好被新型冠状病毒完克：人员越密集、人员流动越频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就越快。要想阻止病毒传播，必须按照流行病学的要求做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三项基本工作，而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员聚集，减缓人员流动，避免人员接触，这恰恰是欧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难以承受的。在尚未完全严格执行“社交隔离”的情况下，美国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60万人；而如果为了防疫而完全停摆经济，可能导致和疫情同样重大，甚至更大的社会危机，这里面的平衡正是为政者需要反复斟酌的。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权益的风险收益倒挂
在我们的现代化叙事体系里，长期缺乏从公共卫生角度对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精确描述。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随着经济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人类健康的保障、寿命的延长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忽略了在不同人群间这种公共卫生权益和风险的不匹配。
事实上，当代公共卫生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疾病首先是一个由诸多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导致的行为模式问题，而医疗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支持体系塑造、有限资源供给分配的过程。比如，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暴发，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高铁、飞机、高速公路等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工具。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为了方便交通而发明出来的设施都客观上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快速传播的通道；而那些可以自由往来世界各地的人，则可能把一个未知的疾病带回本国，并让本地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群暴露在额外的风险中。正如我们在这次疫情中看到的一样，虽然很多国家的名人乃至政界高层都患上了新冠肺炎，但最灾难性的后果（重症、死亡案例）却大量出现在该国的普通易感人群之中。
由此，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一个由国际旅行者首先感染，但却更可能在本地普通、贫困人群中形成严重后果的疾病。病毒利用这一特点，从防守比较完备的地区逃逸出来，找到一个医疗条件相对较差、人群没有条件进行自我保护的地方形成新的暴发点。或许正如一名印度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的那样，“社交隔离是一项特权”，因为对于低收入人群，既没有条件在家一人一屋进行隔离，也不得不冒着患病风险去人流密集的地方继续工作。类似的情况在路透社最近进行的一项调研中也有所反映：根据该机构4月2号公布的数据，在美国“社交隔离”政策实施以后，反而增加了出行频率的人群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中，因为“低收入家庭从事的工作没有‘在家远程办公’的条件”。
这样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虽然经济全球化正在试图拉平全球各地的市场要素，但是割裂的公共卫生服务，却让人类中更脆弱的那部分人更多地暴露在其他地区传来的疾病中，由此出现了收益和风险的倒挂，让全球化更有可能遭到来自低收入人群的反对。
在2005年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满怀热情地描述了一个由全球化、信息化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地球聚落。“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作者满怀热情地写道，“人们的机会将越来越平等”。
那时的作者无法预料，一场疫情将可能如此深刻地改变世界形势，也真实地暴露了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卫生条件不平等：如果人类不能跟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同步推动适应高人群流动条件下的公共卫生条件普遍改善，不能建立一套全球化的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机制，世界经济就会像一台存满了重要数据但却完全没安装杀毒软件的电脑，时刻暴露在宕机的风险之下，甚至面临格式化重来的结局。
某种程度上，病毒用其自己的方式，教会了人类“人溺己溺”是什么意思，希望这是疫情之后我们都能记住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