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2024年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的50位富豪名单，若提及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最有关联的、但功过评价不一的新加坡企业家，当属坐拥22亿美元身家的中策集团原主席黄鸿年了。
在海外华人世界中，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却是卧虎藏龙之地，有“股市金手指”之称的黄鸿年，就是当中佼佼者之一。
曾到山西下乡插队，黄鸿年与颇受争议的“中策现象”
黄鸿年与家人合影
2024福布斯新加坡富豪榜上，新加坡知名金融家、中策集团原主席黄鸿年（Oei Hong Leong），身家22亿美元，在50位上榜富豪中排名第25名。
改革开放40余年来，若说到与中国经济改革最有关联的新加坡企业家，黄鸿年一定是“榜上有名”，但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有人称赞黄鸿年开创了外商大规模收购中国国企之先河，是中国资本运作的第一导师，对中国企业家有着启迪示范效应之影响；也有人认为，黄鸿年所创造的“中策现象”，曾给国企改革蒙上一层阴影，其中有不少方面的做法值得商榷。
金融时报社原总编辑杨其广先生所撰写的文章《为了捍卫祖国的国有资产》，里面就是评论“中策现象”。《一波说》也注意到，香港媒体《星岛日报》后来在1996年6月28日曾刊登“中策告官方《金融时报》”的新闻报道，副标题用的是“指‘空手套利’报道诽谤索偿一千万”。
泉州罗溪的“黄奕聪故居”
黄鸿年，1948年出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望加锡，祖籍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后溪村，他的父亲是旅居印尼爱国侨领、金光集团创始人黄奕聪。
在泉州家乡，有一座其父亲黄奕聪1969年返乡修建的“黄奕聪故居”，如今被打造成罗溪镇“侨情会客厅”，此座二进五开间的闽南大厝里，内有一副柱联：“南国经商荣中策，西畴发轫灿金光。”由此可见，中策集团与金光集团对于黄氏家族而言，均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意义。
黄鸿年的父亲黄奕聪，是与林绍良齐名的印尼四大华人财团领袖之一。“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接见黄奕聪时建议他送孩子到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后于1960年，时年12岁的黄鸿年被父亲送到北京读书，就读于当时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26中。
黄鸿年到北京读书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富家子弟，他也饿过。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热血沸腾”的黄鸿年投身“红卫兵”不成，又赶上知青“上山下乡”浪潮，尽管他属于华侨子弟“照顾对象”，他却甘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北京知青一起到山西农村插队下乡。
1970年，在中国生活时年的黄鸿年返回印尼后，在家族旗下一家钢铁厂担任总裁，其后自创贸易公司，直接与日本钢铁商合作，后来还从事棕榈油出口等业务。1980年，在将父亲交予的生意做到顶峰时，黄鸿年辞去家族企业职务，自行到新加坡发展。
此后，黄鸿年因在新加坡收购“联合工业”而“一炮而红”，他掌舵“联合工业”11年期间，通过炒卖企业、房地产、股票等方式，令企业资产净增长230多倍，成为拥有40亿新元的大型上市公司，也获得“股市金手指”、“过江猛龙”之名号。其中，黄鸿年于1990年完成新加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战，一举将“新加坡置地”（注：当时称“新加坡土地”）收入囊中。
中策集团原主席黄鸿年
1991年2月，在此前脱售手上“联合工业”大部分持股后，黄鸿年转战香港，他收购处于亏损状态的日资上市公司“红宝石”，后于同年12月更名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即有名的“中策”，此后，他以“中策”为基地，利用内地国企改革契机，展开大规模收购，“中策现象”应运而生。
从1991年9月开始，黄鸿年将大量资本投向内地，与山西、辽宁、福建、浙江等20个省市的200多家国有企业，通过收购、合资等方式组成近百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在家乡泉州，黄鸿年于1992年一举收购41家国企，共同成立“泉州中侨”；收购北京啤酒、杭州啤酒等8家啤酒厂后组建的“中策啤酒”，还有在杭州组建的“中策橡胶”等，到2000年他出让“中策”所有股权，从香港回到新加坡，此期间就是许多人熟悉的“中策现象”之资本经营期间。
说起《中策现象》，最早报道的官媒文章，可能是《中国化工报》1995年9月30日编印的《化工内参》，题目是《“双喜公司”中外双方矛盾仍未解决，中方中高级职员辞职，迄今至今停产》；当时说的是当年7月香港中策与太原橡胶厂的合资企业——太原双喜轮胎所发生的停产事件。
当然了，《金融时报》作为金融战线上的重要“喉舌”，其于1996年5月18日一篇仅是千字文的报道——《控股投资：警惕外商甩个连环套》，公开披露了“中策现象”，且指出港商做法是“空手套利”，并提醒中国经济金融界，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知此报道后，“中策”当即在香港召开记者会，指责“该篇报道失实，有造谣之嫌”，并称要采取法律行动，要求报社“赔偿名誉损失10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策现象”当时会受到广泛关注，也有一个外资“买买买”、国企“卖卖卖”之大背景，那时泰国正大收购杭州青春宝药业，美国柯达收购汕头公元、厦门福达等3家感光厂。
金融时报原总编辑杨其广后来在《为了捍卫祖国的国有资产》文章中，提及他当年给高层写了一封近万言信，其中提到几个看法及建议。比如“‘中策’输出的不是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中策’作为一种‘现象’，正在被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肯定其‘所显示的方向是正确的’，认为这是‘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了新层次’，要作为一种‘模式’加以推广。这可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等。
据杨其广在文章中透露，此信得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视，以文件形式报送各相关部门研究。“中央最后作出的利用外资决策，给‘中策’结束在大陆‘投资控股’画上了句号”。
《一波说》注意到，有关“中策现象”功过，众说纷纭，其收购活动也在包括黄鸿年祖籍地泉州，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赞成者认为，此为改革开放之必经途径，有助于解放生产力等说法。有的如此评价黄鸿年，说“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应的民间人物之一，也是中国企业界‘资本运作’的开山导师之一。”
从山西知青变新加坡金融家之传奇历程
印尼爱国侨领、金光集团创业董事长黄奕聪（1922—2019年）
黄鸿年是印尼爱国侨领、金光集团创业董事长黄奕聪（1922—2019年）之次子，目前，掌舵金光集团的是比他大3岁的兄长黄志源。
黄奕聪，1922年出生于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后溪坂上自然村，谱籍记载，他是金谿紫云黄氏家族的第十九世裔孙。1930年，他随母亲“过番”南下，与此前在印尼苏拉威西望加锡（Makassar）经营小食杂店的父亲黄则在一家人团聚。
在印尼，黄奕聪接受5年的华校教育，后因日军入侵东南亚，被迫辍学，早早走上社会，起初他骑着脚踏车在街上卖花生糖等小食品，后来见到市面物资奇缺，拿出自己多年积蓄，自营一家食杂店。1945年，他创办长春面包车，后于1950年春创办“长兴”商号，专营批发生意。1955年，他还从事椰干生意，成了当地有名的椰干商人。到了1956年，已经移居印尼泗水的他，投资了橡胶及咖啡园，但因社会罢工而生意失利。
此后，黄奕聪于1960年再次搬迁，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创办金光集团，此后成就印尼“油品大王”、“造纸大王”之号，最兴盛之时，金光集团曾为印尼四大华人财团之一。“金光灿烂、誉满天下！”多年来，黄奕聪及其家族后人，始终怀有爱国爱乡精神，心系故土家园，慷慨慈善，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有一段历史，对黄奕聪的传奇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改变了他的二个儿子黄志源、黄鸿年的命运。
1955年，周总理在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在会见当地华侨代表时，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黄奕聪，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周总理鼓励他“普通话说得很好嘛，以后要继续学好中文，弘扬中华文化。”当时，周总理还建议他将孩子送到中国学中文。
周总理的关怀，让黄奕聪备受感动，也深深地体会祖国的温暖，回到家里，当即将当时尚在当地华校读小学的两个儿子黄志源、黄鸿年叫过来，交代他们随时准备到中国读书。1960年，当黄奕聪搬迁到雅加达之时，也将两个儿子送到北京读书，“送到中国让毛主席管教他”，黄鸿年当时仅有12岁。
1970年，时年22岁的黄鸿年返回印尼之前，他在中国学习、生活整整十年，期间经历过“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还主动要求到山西农村“上山下乡”。在山西知青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他掏大粪、种庄稼，还与一位山西体操队的女孩有过3个月的短暂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祖国生活这十年，他很投入地读毛主席著作，也读过《资本论》、《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对他影响颇多。
黄鸿年曾说：“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很有朝气，有理想，有斗志，虽然日子过得穷，穿得烂衣烂裤的人民群众，都在讨论怎样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怎样为人民服务，没有人考虑个人的利益，更没有人想过要发财。”看来，十年经历、还有那些报刊、书籍，使黄鸿年心中充满了远大的理想；他也曾表示，他曾用“马克思的语言同中国方面沟通”，去谈诸如股份制、股票上市等方面问题。
2002年后，黄鸿年在售出香港中策集团控股权后，在新加坡创办了集年集团，中策虽成了历史，但“中策现象”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曾被国外多所大学视为经典案例，且写入MBA教材中。
对于“中策现象”，其评价褒贬不一，也有人认为，要用开放视角来看待。另外，作为被业内称为“股市金手指”的黄鸿年，其资本运作也多少带有“见好就收”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持有香港中策股份的股东，除了黄鸿年，还有个个不同凡响的角色，比如李嘉诚家族的和黄集团，美国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还有日本伊藤忠商社等。
近几年来，黄鸿年在新加坡的集年集团，似乎“雄风犹在”，旗下企业遍布新加坡、印尼、澳洲、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从福布斯上榜身家也可见其实力不小。
版权声明：《一波说》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作者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作者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