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读者在读书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理想：把书读“活”。把书读“活”就是说要把书本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的认知，再把认知转化为行动的智慧，最后通过实践转化为成果。这也是我们一直听说的“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根本路径。但是这条路径很难走，走不通，就变成了教条主义。毕竟，书本知识并不能完全代替实践过程中的判断和选择，就像同一部兵书放在诸葛亮手中就是用兵如神，而放在马谡手中就是本本主义。读书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论读书的多少，可能翻了左倾错误的王明读的更多，甚至比教员还多，但是教员强调读书的读法和用法，因为能够进退自如、出神入化。把书“读活”，是教员不同于常人的真本事，管中窥豹，我总结了教员读书的4个要点，列出来，与大家一同探讨。一、读书就是做调查研究知识的来源，一般分为3个方面：从书中学、从群众中学、从实践中学，这3种方式相辅相成，有交叉，也相辅相成。一般来说，书上的知识是来自前人实践后的思考成果总结，比如《徐霞客游记》和《水经注》，都是作者毕生调查走访研究后的成果；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也是他铺一张凉席、熬一锅绿豆水逐日听来之后再整理沉淀的作品，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妖魔鬼怪的脑洞故事呢？所以读书自然就是一项对前人调查研究的阅读了。1961年3月23日教员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教员爱读书，但同时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看似矛盾，实则是以调查研究的方式学习本本，但是不沉溺于本本主义。
1936年7月，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教员在保安县会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两人对谈中，聊到了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教员对此进行了驳斥，他的说法是：“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火星、铁路、威尔斯，这些全部引用自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德国著作。
在今天，我们阅读威尔斯的作品的人都为数不多，何况是在那个战火纷争的年代，教员不仅读了，而且做到了活学活用。
教员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特别的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极少关心的领域，比如学术性很强的文史类、专业性很强的自然然科学类，以及古代的笑话作品等杂书。为什么？教员在1939年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教员有一句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五四运动期间，他的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地针对3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情绪，在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甚熟悉的东西……但这些就足够了吗？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阶段性目标或课题的简单相加，革命和创业的方法论之外，这个世界还有人性、幽默、情怀……所以教员在《茶花女》、各种笑话集子甚至小人书中也磨炼认知。这种超越常人，甚至不乏“偏僻”的阅读面，给了教员极复杂的视角看待问题，一层之上，还有一层。很多时候，我们在过滤“闲书”“杂书”，划定“正统”的时候，实际上也主动放弃了思考的复杂性，切断了可能的风景。殊不知，真正的高手，能怀着“致用之心”，在广泛不拘的字里行间筑起高楼。1964年在北戴河的谈话中，教员曾经提到自己早年的读书经历：“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再后来，《盛世危言》和一本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唤起了少年教员的爱国精神和“一定的政治觉悟”。他对斯诺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之后，教员读书的目的性和责任感都变得极为明确。这其实反映了很多人阅读的共性：第一阶段，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漫无目的去读书，读完也留不下多少内容。第二阶段才开始有目的地去阅读，开始了解自己的兴趣、倾向和需求，开始积累阅读量。许多人现在都处于第二个阶段，但这个阶段，也是最容易盲信、盲从的阶段。很容易把某几本书里的话当成金科玉律，用它去理解世界、解释世界，甚至去规范世界，觉得世界应该按这个模式运转。可惜，“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读书，不是让我们把大脑变成别人的跑马场，而是要广泛地、大量地去阅读，把更多的书纳入同一个主题里面，让它们在里面彼此碰撞、对抗、融合，最终留下来自不同渠道的精华信息，来“为我所用”。二、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教员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教员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教员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教员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教员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教员同样经常读。
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教员同样对《资治通鉴》研究颇深，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晚年，教员与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啊！我读了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三、同题材主题的书，不同观点对照着读教员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另外，教员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教员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教员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四、读书不仅要有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教员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教员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教员1917年下功夫读过的一本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后被同学借走，借书的同学在1950年“完璧归赵”时，教员才发现，10万字左右的书，自己竟然写了12000字左右的批语，尽情抒发做什么人、怎样做人的阅读体会。教员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收录于《毛选第三卷》）中，教员提到“列宁和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五、注重思考，既当“联系员”又当“评论员”读书与思考，正是天下最相得益彰的组合。读书要当“联系员”，是教员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只有当“联系员”，才能对所读之书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例如，教员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教员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教员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教员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这也是教员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观点。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教员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教员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教员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章，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教员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使教员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历史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以上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教员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教员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读书的终极，走向人格。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甚至是大作为。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不少是人亡政息。贯通古今、识见深远、影响广泛的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好思考，进而在思想理论上有建树和创造的人。有意思的是，教员在青年时代曾把古往今来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分成两类，一是“办事之人”，一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办事直指实践，读书学习的理论绝不能不跟实践相结合，这在一切事业中都适用。《毛选》第一卷中就说得很明白：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
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我们可以将阅读和实践都看作读书，一本“有字之书”，一本则是“无字之书”，不论教员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实干家，都用著述和行动极尽强调过二者融会贯通的重要性。但就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教员在“办事之人”的上缘，将“办事而兼传教之人”立为了理想的人格楷模，理由是后者道德学问和事功俱全。对这种理想人格的看重，好像是一条伏线，影响到教员后来的一些想法。比如：他的诗词代表作《沁园春·雪》直陈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略输文采”，就是“稍逊风骚”。再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教员打算退出一线，理由就是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考虑理论和战略问题。
教员晚年讨厌强加给他的“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却独独认为可以保留“导师”这个说法，理由是在英文中，导师和教师是一个意思。这个保留，很耐人寻味。
因此，教员从酷爱读书，到提倡读书，最后开始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这一系列走向顺理成章地成为教员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其实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循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或者我们下一个更直白的定义：领导力，就是要激活人格。对于教员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毕竟在他看来：“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从读书走向编书、荐书、讲书，就是走向人格，走向教员“办事而兼传教”的理想终极。老话说“你能做成多大的事，取决于你发了多大的愿。”对于创业者来说，不读书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可以。那更进一步，不读书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我想不能。因为读书的终极，是走向人格，人格的共鸣，才铸就伟业。教员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这种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教员的读书生活一刻也停不下来。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教员逝世。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教员是怎么样读书的？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