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唐：韩愈
前段时间和一位真正意义的老信托一起聊信托。
他95年一毕业就进入信托行业，从五次整顿到2001年的一法两规、再到2007年的新一法两规、最后是这次的新三分类。
近30年的时间都投身于中国信托行业的建设，从一而终，在现在的信托公司里可谓是少之又少。
聊起信托行业过去的点点滴滴，从地产到平台，从拿着客户的现金去银行入账到后来的财富管理，从垂直管理到区域分部，我俩都兴致颇高。
相比于大多数只吃到肉而没挨过打的信托人而言，对于此刻的“新三分类”，他表现得更为淡定，“见多了，也就不怕了！一切不过是周期的更替！”
作为行业后辈，不免向他请教起“这第七次信托行业整顿，和您经历过的第五次和第六次整顿，孰更严格时”？
老信托却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是这次啊！”
“过去信托的每一次整顿，只是信托业务的收缩，类信贷的主线却没有变化！”
“你看看新三分类，这是对中国信托行业过去的彻底颠覆啊！”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从1979年中信公司草创时的全能金融牌照到2007年后的非标信贷，信托公司的信贷属性是没有变化的，信托公司长期被称为“二银行”也正是源于此。
中国到底有1000家信托公司，还是68家信托公司，区别无非是吃饱穿暖的问题，而这次的调整，打个比方说就是直接把信托吃饭的桌子给掀了。
中国的信托要回家了（回归本源），但回的这个家却已经物是人非。
一，信托回家路上的诱惑：还做非标和私募投行么？
新三分类推出后，不少朋友来问我，非标信托到底还能不能做？
有人认为直接打倒非标信托用力太猛，监管一定会留下暗门。
也有人以为新三分类下“资产管理信托”项下的“固定收益类”中暗藏玄机，监管给各家信托公司留下一个喘息的机会。
那些抱有幻想的朋友却都忽视了，监管部门在新三分类的解释过程中反复提及“不得以私募投行角色通过信托业务形式为融资方服务”。
我们来划一划重点，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为融资方服务”。
在监管理解的信托本源里，信托公司应该是根据委托人的意志去管理资产，至于委托人交付的资产到底是现金还是实物，这并不重要，信托公司按照委托人而不是融资人的指令进行资产管理这个方向是最重要的。
而私募投行是什么？投行是服务融资方的业务，信托公司开展私募投行业务的实质就是“我先有了项目，再去募集资金”，这个顺序在天然上就背离了信托的本源，大错特错了！
按照这个逻辑去推演，即便你做的都是一级或二级市场常规的证券投资，如果你构成了私募投行之实，一样是要被禁绝的。
私募投行一个词，就把监管先要扼制的说得明明白白。
信托是服务委托人，不是服务融资人的，新三分类解释得很清楚。
你现在还在争论信托公司的小微信贷是否利国利民，你还在纠结要不要开展定增业务，请先想一想，你的业务到底是服务谁的？你的初衷又是什么？
美国信托法专家斯考特曾说过，“信托的运用范围可以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
但信托的这种魅力，显然不应错误地应用在私募投行业务领域，更不应错误地将其视作绕监管的诡谲法门。
有人悲观的说，中国的信托行业已经死去了。
不错，但死去的是“旧时代”的信托，服务于居民财富管理乃至生活方方面面的新信托，却正处在嗷嗷待哺的新生期。
二，信托法与中国信托公司的尴尬
一位年高德劭的老领导谈到信托时，愤愤不平地说“这么多年来，信托就没干信托该干的事情！”
“中国的信托公司没了也没关系，你看基金公司使用的就是信托关系，信托的制度依然广泛存在！”
“信托的优势在于实物资产管理，干什么资金管理、干什么投融资，本来就不是信托的优势！”
跳出情绪，这些有冲击力的观点背后恰恰是中国信托行业和信托公司的尴尬。
作为一种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法律关系，中国的信托公司却和信托关系没啥关系，只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信贷类金融行业而存在着。
事实上，中国的信托关系在公募基金等多个领域被普遍运用着，包括许多人知道的北新桥信托商行（经营自行车信托业务）。
而这些拿着信托牌照的信托公司们，却只有很少的时间在真正的“做信托”。让他们成长壮大、显赫一方的不过是类银行的信贷业务。
这种错位有1979年邓公找到荣老开办中信公司以搞活中国经济的历史渊源。
这种错位也源于改革开放时，中国既没有证券公司没有基金公司一穷二白的尴尬。
这种错位甚至可以追溯到1921年民国期间发生在上海的“信交风潮”（信就是信托，交是交易所）。早年的信托模式承袭了日本的信托银行设计，无所不能的身份定位，让资本大鳄在使用信托操控市场时显得更加肆无忌惮。
那时的荣毅仁老先生只有5岁，想必他从家族的经商史中了解到这一“神奇”的模式，并把它在58年后需要搞活中国金融制度时，再度“召唤”出来。
从中国信托行业历史的角度看，2023年的信托行业是真的回家了。
这个回家不是“玩完”的意思，而是真真正正的回家了，回到了那个1921年“信交风潮”来临前的、真正的信托之家。
三，信托真的要回家了？谁知道新三分类下的中国信托，怎么干？
中国的信托行业从来不缺乏变革的动力。
但相比于过去几次的调整，这次动作的幅度可谓是“伤筋动骨”。
历史级的行业剧变，也必然要求信托公司完成脱胎换骨的重塑。
先不考虑信托本源同非标之间的巨大鸿沟，单说非标转标后纷纷离去的客户，就已经让这次的变革蒙上了一层阴翳。
我们试着用互联网企业的术语“人、货、场”来重新建构中国信托行业的经营模式。
在非标年代下，信托公司所凭籍的“刚性兑付”，导致“人货场”中本应该相互平衡的关系，让位于强势的“货”。
有了强势的“货”（刚兑的非标），你不需要营造成交的“场所”，你也不需要专业的“营销人才”，“货”是信托公司经营中的轴心，也是唯一。
这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采取的对策，中国的信托公司不傻，只是过于精明罢了。
但此刻，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强势的“货”也是造成信托公司在组织架构建设和获客经营场所缺失的关键所在，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匮乏，在非标的模式被颠覆后，终于暴露无遗。
此刻的中国信托，其实腰间没有多少子弹了。
但在“人”和“场”两端，此刻的中国信托行业最缺乏的其实是“场”。
稍微想想就明白，无论是“财富管理服务”还是“家族信托”亦或是其他监管所鼓励的服务信托，但凡是和“人”这个概念有关的业务，它们的发起和落地，都深深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场所”里。（这个“场所”不一定是物理的场所）
卖保险要唤醒客户对于子女的关爱，子女教育可能是一个好的话题；卖家庭信托要唤起客户对于家庭的责任，文化认知和家族精神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这些事情对于依托于网点经营和习惯于资产配置的商业银行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但对于习惯了直来直去的信托公司，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
非标的强势，让信托公司无需和客户深度沟通，自然也就让信托公司忘记了如何同客户沟通。
这恰恰是我对中国信托转型最忧虑的，第七次整顿下的信托行业背负了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角色，但自己在展业中却毫无抓手。
继续选择依附银行，只能让自己本就微薄的收入雪上加霜。
这个尴尬的现实，也是我长期呼吁给新三分类下的中国信托行业以“公募”身份的关键！明明剥离了非标，明明服务于广义的居民大众，却只能委身于银行、保险公司和律所背后，这又是何等的心酸。
长此以往，信托转型挣不到钱，中国信托未来也将继续在“场所”建设上严重缺位。
让遗憾继续延续，这才是最大的可悲。
关于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和上海信托一位大神有过交流，他在当下的螺蛳场里提出“B2B2C”的模式，我觉得已然惊为天人了。
但如果不能在顶层设计上打开展业的空间，给中国的信托行业以正确的引导，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终究是不完美的。
有朝一日，我希望能在流媒体的平台上跳出这样的广告：
“想给自己未来一个更好的养老计划么？请关注中信信托！”
“孩子的大学教育基金该怎么规划，上海信托给您量身定制最佳方案！”
“丈夫创业不用怕，华润信托帮助您锁定资产规避企业风险！”
四，中国信托行业未来的家在哪里？——信托精神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基于社会生活的直接投射
6月1日新三分类正式落地，信托回归本源，是那天朋友圈的主基调。
但很少有人关注，中国信托行业正在回归的本源，是否是它真正的那个“家”？
那个曾经被称为“用益”制度的舶来品，是否是中国信托最终的归宿？
那个被称为“可以与人类想象力相媲美”的信托制度，是否又能够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的广袤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大家都陷入疑惑时，只有我在此刻却想大声疾呼，信托根本不是什么舶来品！信托的精神在中国这个儒家文化的大陆上，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千年的时间了！
甚至可以说，信托制度（义庄）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理念一个成功的社会化实践！
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在他第三次被贬后，捐出官宦生涯的大部分积蓄，购置了1000多亩田产，在其原籍江苏吴县设立了中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信托——“范式义庄”。
说它是信托，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信托的全部要素！
1，义庄的田产来源于范仲淹的捐助，但却由义庄独立管理，它已经不再是范文正公的个人财产了，这就是信托制度下的独立、隔离精神。
2，义庄制度在范仲淹两位儿子范纯仁范纯礼的优化下，制度不断完善，无论是田产管理、给宗族成员的接济（柴米和教育），都已经通过制度进行确立，这就是具备完善条款和管理机制的信托合同啊！
3，范式义庄具备了强烈的他益属性，虽然无法脱离宗族的范畴，但它对宗族的普遍性接济，甚至让它具备了慈善的特征！这不仅同范仲淹早年家道中落的生活经验有关，它更是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理想的一种直接实践。
虽然因为土改政策的缘故，义庄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就画上了句号，许多人无从在历史书中找到这段辉煌灿烂绵延千年的伟大社会实践。
但范式义庄和范仲淹以及他的两位宰相儿子，江南钱氏义庄“一门六院士（钱穆、钱伟长等六位）、半门皆教师”的美丽故事，却一直活在中国的历史中，不会因为修史人的无视而有任何瑕疵。
这个瑰丽的故事不仅是中国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改造的一段罗曼史，它更为此刻的中国信托行业找到了一个无比壮美的开始，即便它是一段1000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旅程，时间也不曾抹杀它的现实价值。
2021年5月到现在，我离开信托行业已经两年了，在信托行业变革不断深入的进程中，我能审慎感受到，信托行业之“丧”已经传染到每一个从业者身上。
金钱的激励、政策的鼓励，对于低迷的中国信托行业都非常重要，但我却独以为，给未来的“新三分类”乃至中国信托行业重新找到一个真正的家，找到一个合理的来处和光明的去处，才是这个身处低迷的行业所真正需要的。
中国的信托行业回家并不可怕，中国的信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属于这片土地和文明的家，而未来的中国信托，也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新焕发出属于自己的新价值。
『来源：温和的强硬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