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行:激将法激出市场化

招行:激将法激出市场化
2022年08月16日 10:17 零售新逻辑

文:秦季章

社会各界包括招行自身总结招行之所以能由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偏居深圳一隅的小银行,发展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商业银行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化。

市场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灵魂,中国一大批企业顺应市场化潮流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在中国企业明星榜中,民营企业被认为是市场化的当然代表,高居各种榜首,在国内外受到热捧。

而体制内企业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发展成果往往会被打折评价。从宏观上来说,市场化改革确实针对的就是体制内企业的积弊,关停并转也理所当然。但从微观上看,保留下来的体制内企业市场化改革同样值得肯定和钦佩。事实上,后者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得多,正如一张白纸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招行堪称体制内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样本,其中不乏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但也有自身具体的历史条件。招行能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袁老用激将法激出来的。

有心插柳

招商局创办招行,算不上有心栽花,但似乎也不是无心插柳,姑且称之为有心插柳吧。

蛇口工业区蓬勃发展后,企业逐渐多起来。袁老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业区的一些企业在银行存款,一些企业在银行贷款,存款利率低,贷款利率高,能不能先内部资金平衡,有缺口再向银行贷款,从而降低资金成本?于是,蛇口工业区结算中心于1984年应运而生。

但国家不久即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背景下收紧银根。由于结算中心只能单一从银行贷款,蛇口工业区深感融资渠道受限和资金紧张的压力。处于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进取心强且思维活跃,1985年便争取设立了财务公司来应对难题。财务公司成立不久,又大胆提出开办外汇业务,发挥招商局总部在香港的优势,增加业务和盈利来源。

据我组织编写招行行史之后的民间史料(正在联系当事人面谈确认),1986年初,为申请外汇业务资格,时任财务公司负责人的刘渝先生到了北京,找到在人民银行总行资金管理司任处长的同班同学万建华先生--后来在招行工作8年,先后任总行副行长、常务副行长。

两人合计,单单申请外汇业务可能不批,不如申请一家银行,虽然获批难,但外汇业务可保底。对这个想法,袁老最初不太赞同,主要是担心外部压力。那时的蛇口工业区名头盖过几年后才设立为特区的深圳,而且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公检法、报纸电视、水电气等都自有,只有银行没有,现在连银行都办,有关政府部门会怎么想?“银行批的可能性很小,申请银行是为了确保外汇业务获批”,这个理由说服了袁老。

叫什么名字?开始考虑过叫“蛇口银行”,毕竟那时的蛇口享誉全国;转念一想,“蛇口”二字地域性太强,不如直接用招商局的招牌,毕竟这是晚清时期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

“招商银行”这个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现在听起来是多么响亮、顺耳,如果换个别的名字,估计几乎所有招行人连想都不敢想象!但我们曾经设想过另一个名字。招商局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名叫“通商银行”,如果当初用这个名字,招行的品牌元素和历史印记会不会更深厚?招商银行的名字是不可能更改了,但我们对“通商银行”的情愫仍难以割舍,后来曾去申请过“通商”这个商标,拟用于招行的一些成员公司。可惜,宁波有一家通商银行;更可惜,通商银行注册了金融类“通商”商标。前不久恰好有机会到通商银行授课,以这个故事开头,很快拉进了彼此距离。

报人民银行的申请报告,据说是万建华先生和刘渝先生合写的,一人写可行性分析,一个写筹建方案。报告递上去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动静。理由可想而知,那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刚刚从人民银行一家分出几家专业银行即后来的国有银行,银行被视为政府独有,从未有过企业办银行的先例。

1986年8月,招商银行的筹建申请终于获批。期间过程,正史里说的袁老曾经恳请人民银行时任行长陈慕华支持,陈慕华行长用一句方言--袁庚这个人我了解,不会“拆烂污”,力排众议,一槌定音。但民间史料补充了此前的一个重要过程,据称万建华、刘渝先生设法搭上了那年北戴河会议金融改革议题的顺风车,有高层领导说,蛇口的袁庚提出办一家银行,学学香港的经验,我看可以试试,无人反对,得以通过。

很盼望此事属实。我们曾经在招行对外宣传口径中编撰过一句使用至今的话,招商银行是中国体制外推进金融改革的试点。这句话没有确凿的史料,是我们从侧面总结的:招行是第一家企业法人持股的银行,招行的设立经历过力排众议的过程,招行成立后人民银行多次召开座谈会总结经验,等等。

请不到行长

终于,1986年8月,招行的筹建申请获批。

启动筹建,首先要确定行长,于是,招商局四处去找合适的人选。当时没有底气去找太高级别的人,目标是国有银行或监管机关的处级干部。现在可能难以想象,当时处级干部都不愿意来招行当行长。为什么?资本金只有1亿,对于办银行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很多人一听说才1亿资本金,当即谢绝邀请。

筹建期最长半年,眼看快到期了,行长还是没有找好,袁老便想到他主管财务的副手。据传有过如下对话:

“招行我可以任董事长,行长外面找不到,只能先内部产生,我们班子里只有你适合去当招行行长,因为你管财务,和银行打过交道。”

“和银行打交道与办银行是两回事,办银行不是办一般的企业,我当不了行长。”

“班子里其他人和银行连交道都没打过,更当不了行长;你要不去当行长,外面又找不到行长,那我们就不办银行了吧。”

“申请下来很不容易呀,不办可惜了。”

“那就你先当行长,先把银行办起来,再去找合适的人来当行长”

“也只好这样了。”

招行首任行长就这样在袁老激将下上任了。但你有你的激将法,我有我的锦囊计,候任行长对候任董事长说:既然让我去当行长,那就要满足我一个要求,所有权和经营权要分开,经营班子拥有自主经营权,集团通过董事会行使所有权,不能集团各部门都来管招行,否则,肯定管死。

激将法与锦囊计不期而遇,有意无意中造就了一项对招行后来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制度--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当时叫法不规范,行长也叫作总经理,几年后才改称行长)。之所以说起决定性作用,是因为这个制度是招行得以市场化发展的根本保障。董事长兼职不坐班,只通过召开董事会研究决定招行发展的大事,行长和经营班子完全自主经营,得以打破其他企业套在身上的各种桎梏,根据效率优先原则进行经营管理。这就是招行市场化基因的来源,招行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开端。

在当时国有企业占垄断地位,还处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初始阶段的历史时期,招行这项符合现代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趋势的先进制度,焕发出了超出预想的巨大力量,使得招行不久之后即从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的银行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家与众不同的小而美的市场化商业银行。

而招行之所以能选择这一创新制度,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从偶然性看,是因为找不到人来招行任行长引发了两位领导的思想碰撞;从必然性看,是因为两位领导身处香港接触和了解现代公司治理。感概一句,天佑招行!

股份制的好处

招行1987年4月开业后,业务发展迅速,1亿资本金很快捉襟见肘。于是,1989年1月,进行了第一次增资扩股,资本金从人民币1亿元增加到4亿元;股东由1家增加到7家,新吸纳了当时同为交通部系统的5家股东和另外1家股东,招商局的股份由100%锐减为45%。

招行行徽中的七条平行射线就代表这七家股东,招行由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真正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直到2002年3月A股上市,招行先后还进行了3次增资扩股,股东最终增加到了108家,我们曾戏称一百单八将。

股份制改造之后,招行不断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三会一层”制度,科学的现代公司治理为招行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袁老曾转述过多次参加招行股东会、董事会的监管当局的一位高层领导的一段话:会上,各家股东为了银行发展据理力争、建言献策,这在其他企业是少见的,这充分体现了股份制的好处。这是公司治理对招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缩影。

与股份制改造相关的还有两件对招行后来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个是第一次增资扩股时,招行修改了章程,将招商银行是“深圳经济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投资创办的综合性银行”的定位改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突破了服务于蛇口工业区和招商局集团的局限,并明确经人民银行批准在深圳以外设立分支机构。2年之后的1991年,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异地分行,打破了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能在异地省市开设机构的禁锢。招行从最初定位的“蛇口工业区的银行”到“区域性银行”再到“全国行银行”,除了得益于那个鼓励大胆闯、大胆试的伟大时代,也得益于招行人秉承了“敢为天下先”的蛇口基因。

同样得益于这一基因的另一件事是,第三次增资扩股,人民银行批复了4亿的增资额度。但招行按照4亿股的理解增资,当时一股3元多,这样就多增加了十几亿的注册资本。这是招行能够继上海分行之后,密集开设了多家分行的重要条件。后来人民银行检查,招行为此专门做了检讨。这是一份无价的检讨,感谢当时那些有追求有担当的招行前辈。

招行A股、H股上市后,公司治理更加规范和国际化。记得有一次媒体采访,有记者问时任董事长,招行的ceo是谁?董事长明确回答,招行的行长是CEO。这是招行在公司治理上比较特别之处,这保证了招行的管理层高度一致、权责利对等,比起多驾马车拉车的同业自然效率要高得多,这是招行竞争力的最重要根源。业界评论,招行30多年才3任行长是其成功的保障,也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如果行长不是CEO,30年可能不止3任行长,即使是3任行长,可能也干不成今天的招行。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在小平“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一思想指引下,一路披荆斩棘走过来的,而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市场化。

招行成功的理由千万条,归根结底是市场化这一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要靠市场化。而这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和招行开明的股东和董事会,不仅一开始选择这条正确的道路,而且抵挡住各种风雨,坚持走在市场化的路上。

2018年招行的组织人事关系从银监会划回招商局,我有幸参与起草时任董事长去的讲话。这次讲话重点强调“三个保持”:保持董事长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不变、保持薪酬福利政策的延续性不变、保持干部队伍的稳定不变。

据说,这当董事长讲完“三个保持”后,现场掌声雷动。后来董事长又在各个场合反复讲过,新任董事长也在招行内部讲话和接受媒体时多次强调,并做了更高层次的表述。

祈愿招行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越走路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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