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一准是某种启示已近在眼前……”叶芝写下这首诗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霾刚刚散去，又正值1918—1919年大流感肆虐，他怀孕的妻子因为感染上流感而卧床不起。2016年，“万物分崩离析”这句诗被引用得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频繁。英国作家米努什·沙菲克在新书《新社会契约：重系21世纪公民与社会的纽带》中写道：“近年来，我看到很多设想、制度和规范逐渐崩塌，而正是这些设想、制度和规范塑造了我们所处的世界”。当变革似乎势不可当之时，人们从这首诗中捕捉到了某种不祥之感。
2020年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格外凸显。那些工作不稳定、没有医疗保障的人所面临的风险显露无遗。从事“基本工种”的人往往薪资最低，但没有他们，社会就无法运转，我们对彼此的依赖也随之显现。没有银行家、律师，我们仍然可以生存，但我们不能没有食品杂货商、护士和安保人员。
疫情使如今的劳动者所面对的世界，工作稳定性水平降低，个人要承担的失业、生病和衰老风险加大。如果他们受过教育、具备高技能并且住在大城市，那么他们的处境可能还不错。否则，他们的前景不太光明并且充满更多不确定性。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个因素将对未来工作造成极大影响：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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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工作有何变化？
自从19世纪英国的勒德派对新兴的自动化纺织厂机器大搞破坏后，每一波技术创新浪潮都伴随着人们对失业的恐惧。当然，技术确实常常取代劳动力（这便是生产力提升的源泉），但是它也会通过创造新机遇对劳动力起到补充作用。
现在的自动化和机器学习将很容易取代一些劳动者（那些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工作的劳动者），但它们也将提高其他劳动者（那些工作内容涉及解决问题、创造力和人际交流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医生可能要依赖机器对乳腺癌进行诊断，这将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医生与患者讨论治疗方案，并可能因此取得更好的治疗结果。人们担心机器将取代大多数人类劳动者，还担心需要将收入转移给未来的大量失业者，但这些担忧可能为时过早。上一波由技术性失业引发的担忧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当时写道：“它们仍属经济问题，当代乃至下一代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仍是稀缺性问题，而不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过剩问题。人们满心恐惧自动化这只妖怪，但应当去忧虑真正的问题，比如人口问题、贫困问题、核武器问题以及我们自身的神经质问题。”
相反，以下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既保留灵活就业的好处，又能减少劳动者承担的风险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如何才能在非传统型的工作安排下保障劳动者的稳定收入和福利待遇？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工作岗位？自动化和机器学习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岗位变化，如何才能促使劳动者加强学习并适应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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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应当如何变革？
社会即一切。社会的组织方式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机会结构具有深刻影响。它不仅决定了人们的物质条件，还决定了人们的福祉状况、人际关系和生活前景。社会的组织结构由一系列体制机制决定，例如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制度以及家庭和社区生活的组织方式等。所有社会都会选择将一些事情交由个人决定，而将另外一些事情交由集体决定。支配那些集体机构运行方式的规范和准则就是社会契约，它是事关我们生活境况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社会契约极为重要，并且大多数人无法轻易脱离所在的社会，所以社会契约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认可，还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定期进行重新商议。
大多数国家的劳动监管和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如今劳动力市场上逐渐占据主流的工作种类，也跟不上日渐加速的岗位消失和新增的步伐。总体而言，平衡的重心已过度倾向灵活，而没有提供足够的稳定和保障。
在北欧国家，员工换工作很容易。事实上，瑞典、丹麦和芬兰的员工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员工换工作更频繁。雇主可以灵活地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劳动力，因为他们知道员工将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其政府在教育和劳动培训上的支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多—这一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是英、美等国的10倍以上。
能够成功平衡灵活性与保障性的新社会契约需要包含多个，因为人们可能面临不同的动荡环境。第一，支撑任何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要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最低收入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能获得住所、食物和医疗保健服务。第二，它还需要为从事非传统工作的人、兼职工作者以及灵活就业者提供保障。第三，当劳动者面临经济动荡时，它需要根据动荡的具体性质提供相应的支持：在有些情况下，劳动者可能能在同一行业或地区找到相同职位的工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将需要更加全面的应对措施，包括帮助劳动者接受培训并掌握新技能。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考虑这三个方面—为收入设定最低标准、为所有工种提供更多保障，以及更注重员工培训和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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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保障
新冠肺炎大流行暴露出在危急时刻，不稳定的工作所存在的风险。猝不及防地，大规模的群体失去收入，政府不得不介入，为自由职业者和灵活就业者提供支持，同时资助传统雇主留下员工。最受冲击的一般是那些技能水平低的年轻人，会因疫情中断完全失去生计。
雇主更倾向于灵活的就业安排，因为这能使他们减少所支付的社会保险、遣散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服务的金额。举个例子，在荷兰，雇主雇用一名正式员工的成本能比使用第三方员工的成本高60%。在大多数国家，灵活就业者在养老金计划上的缴费很少或为零，所以他们不仅在经济动荡中特别受影响，在年老时也是如此。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医疗保险通常与就业挂钩，灵活就业者会被排除在高质量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而那些签订全职劳动合同的人因害怕失去医疗保险而被困在了工作当中。
解决这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让雇主根据灵活就业者的工作量为其支付一定比例的保险费；或者我们可以完全不让雇主负担社会保险，而是采取一般性税收支付的办法，这样一来就可以覆盖以任何形式就业的人。通过对不同就业形式的劳动者采取更加一致的税收办法，以上两种选择都能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更大的稳定，还有利于竞争、创新、财政的可持续。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能把由此获得的社会保障灵活用于不同的工作、部门和就业形式之间，我们就会更有能力应对自动化带来的巨变。许多国家正在试验如何做到这一点。
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也是可行的。在大多数国家，自由职业者为社会保险计划的缴费没有受雇者多。以英国为例，雇主要为每名员工缴纳13.8%的国民保险费，而不用为自由职业者支付。相关的改革尝试受到重重阻力，但是，一个对雇用自由职业者进行征税（按照雇用正式员工的同等征税水平）的制度，能减少对灵活就业形式的偏见，并扩大社会保险的资金池。
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推行强制雇主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更多保障的措施。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已经通过立法，要求优步和来福车等数字平台服务公司给予合同工与正式雇员同等对待。俄勒冈州、纽约市、旧金山、西雅图和费城也都通过了相关法律，要求企业为劳动者提供有保障的工时并提前通知工作安排，以确保劳动者的收入更可预测且更可靠。也有一些地区有面向部分劳动者的、可自愿选择的保障项目。纽约州成立了“黑色汽车基金”，这是一项非营利性保险计划，旨在为纽约轿车司机提供受到意外伤害后的收入保障。该基金在乘客的车费中增加2.5%的附加费，并通过为会员提供安全驾驶培训来减少出现意外的风险。
有人认为，许多劳动者乐意用稳定性换来工作时间上的自由，尤其是通过网上兼职补贴收入的年青一代零工劳动者。但也有证据表明，美国和英国的灵活就业者宁愿选择更加传统的工作安排：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愿意用50%的时薪换取固定合同，用35%的时薪换取一整年的工作合同，而不愿只签订一个月的合同。一项针对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零工劳动者的调查发现，80%左右的人支持与雇主开设“共同保障账户”，以保障收入稳定。除了“共同保障账户”之外，灵活就业者想获得的工作福利，在意大利和英国是养老金，在美国是医疗保险。
麦当劳最近为其在英国的11.5万名员工提供了变更合同的机会，即将零工时合同变更为有每周最低工时保障的固定合同。许多签订零工时合同的员工因无法证明自己有稳定的收入而不能获得抵押贷款或签订手机合约。尽管如此，与此前研究相左的是，麦当劳80%的员工选择不变更合同。这可能更多地说明了麦当劳的工作特殊性，而不是劳动者的一般倾向，但最有趣的发现或许是，麦当劳注意到，给予员工在更灵活与更稳定的合同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之后，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都得到了提高。
总之，危机亦是新机。有些危机能带来好的决策，让社会变得更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影响仍有待观察，最终它能否带来社会的进步要取决于现有理念和最终的政治抉择。社会契约（即支配我们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一套政策和规范）这一理念有助于理解和定义应对当前挑战的可替代性解决方案。
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依据在国际经济机构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专业研究成果，依次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的失望情绪是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环境问题等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在她看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是一个契机，让人们更直观地意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契约势在必行。
《新社会契约》
作者： [英]米努什·沙菲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