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的驾崩，是他巡游无度、恣意享乐的结果，他的病却是在清江浦打鱼翻船落水时坐下的。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武宗刚从宣府（今属张家口市）游乐完了返回京城，接着在江彬等人的怂恿下又想南巡江浙。
群臣为了谏止武宗南巡，先是由阁臣们上疏谏止，后来感到不行，便在三月四日有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以及在京各级宫员的伏阙力争。三月二十日，武宗为了表示南巡的意志，把兵部郎中黄巩等六人关进锦衣卫狱，罚修撰舒芬等107人跪于午门五天。三月二十五日又下令对群臣施加杖刑，舒芬等人每人被杖三十，降级调外地任用。四月十五日又下令杖责被关进诏狱的黄巩、陆震等六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谏止南巡事件，在这些受杖刑的人中，有陆震等11人因伤重而死。朝臣们的反对被武宗严酷地压制下去了，但武宗一时也提不起南巡的兴致，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给武宗提供了南巡的又一次机会。接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武宗决意南征，并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发布文告，令大学士杨廷和与毛纪居守，梁储、蒋冕扈从，于八月二十二日离开了京城：车驾行至州，王守仁平定叛乱的捷书就到了，但武宗秘而不宣，继续南下。
武宗南巡的目的本就是要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所以一路上到众多的太监、官僚家做客，享受各地官府提供的游玩机会，直到当年十二月才到达南京。在南京一直游玩到正德十五年（1520年）七月，群臣屡请回京都不听，后来王守仁再次献捷，并声明是“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逆”，又将武宗身边之佞幸江彬、张忠等人的名字都列在功劳簿上，武宗才有回京之意。
但他还觉得不过瘾，又特意在南京设一广场，武宗身着戎装，树起军旗，诸军环列，把叛逆朱宸濠等人都松开绑绳、去除枷锁，由武宗指挥将士击鼓鸣金将宸濠擒获，然后行献俘礼。一直迁延到闰八月十二日，在大学士梁储、蒋冕等人的苦苦请求下，才离开南京北返。
在北返途中，武宗又是一路游玩。到清江浦后，住进太监张阳家中，想起来时在清江浦打鱼很有意思，便又和左右驾舟到积水池家中，想起来时在清江浦打鱼很有意思，便又和左右驾舟到积水池再行渔猎，结果翻船落人水中。左右陪同的人吓坏了，赶紧争相跳入水中将武宗救起，由于冷水呛了肺，从此武宗就得了病。等到回京之后，病情越来越重，终于不治而死。
临驾崩之前，武宗对侍奉在身边的司礼监太监陈敬、苏进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武宗驾崩后的局面
武宗的驾崩，使明朝廷的皇位继承问题一下子突显出来，如何实现皇位的顺利交接，成为皇太后和阁臣们必须迅速做出抉择的当务之急。
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在这政治危机的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杨廷和是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他19岁时就考中了进士，比他父亲中进士还早，可谓“少年得志”。中进士后他被授为庶吉土，告假回家娶亲，还朝后任翰林院检讨。杨廷和为人风姿绰约，性格沉静详审，为文简洁有法，同时又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
弘治年间他参预纂修《宪宗实录》和《大明会典》，“超拜左春坊大学土，充日讲官”，给皇帝和太子当起了老师。正德二年（1507年），杨廷和进入东阁，专典诰敕，几个月后又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一年后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再一年又“加光禄大夫、柱国，迁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来又进“少傅兼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又“特加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李东阳退休后，杨廷和代他为首辅。
由于武宗的恣意妄为，给正德朝的政治带来很大的混乱，杨廷和作为政府首脑，为维持封建政治的正常运转费了不少心力。
史称“当廷和柄政，帝恒不视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绥间，多失政。廷和未尝不谏，俱不听。廷和亦不能执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数移疾乞骸骨，帝亦不听。中官谷大用、魏彬、张雄，义子钱宁、江彬辈恣横甚。廷和虽不为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武宗南巡以后，朝政全由杨廷和主持，“廷和颇以镇静持重，为中外所推服。”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月，武宗在举行郊祀大典时突然吐血，典礼也没能完成，被抬回了宫中。武宗觉得宫廷御医们已经没办法治好自己的病了，便命司礼监中官魏彬、张锐到内阁传谕：“太医用药无功，今拟旨博求天下工医士。”杨廷和知道武宗无子，一旦病故，必须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稍有不慎，就将酿成重大事变。而要处理好皇位继承问题，必须得有司礼监宦官和太后的支持。
于是他对魏彬和张锐说：“若不幸有变，则君等祸福自择之间不容发。”魏彬等人对这些也是很担忧的，但宦官的学识与政治才干有限，确实也拿不出主意来，便问杨廷和该怎么办？杨廷和为之谋划道：“使我辈预闻，处之如伦序，则天下以安，中外同福。反是，则君等先受祸，次及我辈矣。”
这充分反映出杨廷和确实虑之在先，而他的这一做法实际上就是从宦官手中拿到了确定皇位继承人的权力。
三月十四日，武宗驾崩，宦官谷大用和张永来到内阁报信，并“转至内阁一纸，乃大行皇帝遗命也。辞曰：‘说与苏进、陈敬，我这病则怕好不的，你每与张锐叫司礼监来看我，我有些好歹，奏娘娘与阁下计较。天下重事要紧，不关你众人事，是我误天下事。’”
这一记载说明武宗本人也知道没有皇位继承人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对于谁能解决这一问题他心里也很清楚，所以才让宦宫“奏娘娘与阁下计较”。而宦官们传达皇太后的旨意也是：议所当立，要内阁就皇位继承人一事拿出主意来。这说明皇太后对于该由谁来继承皇位也没有准确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权奸各欲立非次，以贪功避罪，相求如贾市“。
在此危急关头，杨廷和命令关闭内阁大门，从袖子中拿出《皇明祖训》及草拟好的遗诏，对谷大用和张永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阁臣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都赞同杨廷和的主张，于是谷大用和张永和宫将内阁的意见转达皇太后，杨廷和等人在左顺门等候。
过了一会儿，谷大用等人捧着已经写好的遗诏和太后的懿旨，出来向群臣宣谕，内容完全是按照杨廷和的意思写定的。
那遗诏写道：“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那皇太后懿旨写道：“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熄来京嗣皇帝位。一切事待嗣君至日处分。”皇位继承人的大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朱厚熜继承大位的法理性
三月十五日，迎接朱厚熜的使臣就出发了。三月十六日，正式向天下公布了遗诏。这次的遗诏写道：“朕以菲薄，绍承祖宗丕业，十有七年矣，图治虽勤，化理未洽，深惟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殆勿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内外文武群臣，其协心辅理，凡一应事，悉遵旧制，用副予志。”
这个遗诏显然是将两天前的遗诏和皇太后的懿旨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增加了美化武宗形象的语言，这是阁臣们修饰润色的结果。
杨廷和的决策并非是他对朱厚熜有什么偏爱，而是执行传统宗法制度的必然结果。
所谓宗法制，主要是指西周以来为了维系统治集团的内部秩序而制定的一种继承制度，他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具体表现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再就是大宗小宗之别。
西周时，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在政治上是天下的“共主”，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长子世袭，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之诸弟受封为诸侯，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封国则又为大宗，君位仍由嫡长子世袭。诸侯的余子受封为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在其封邑之内则又为大宗，君位仍由嫡长子世袭，其余庶子为士。士与庶人的关系也都可照此类推。
所谓嫡长子就是由明媒正娶的嫡妻所生之长子，只有他才有资格承袭王位，妾所生之子即使年长，如遇正妻有子，也不具备承袭的资格。在宗法制度下，大宗要比小宗尊贵，嫡长子要比其他诸子尊贵，只有嫡长子才能被立为太子，世袭君位，由此而形成了一套父死子继的继承原则。
同时，宗法制又和等级制相配合，在宗法原则上是以兄统弟，在政治原则上是以君统臣，这就起到了抑制统治集团内证、巩固贵族的等级统治的作用。为了弥补父死没有嫡长子继承的缺陷，又有相应的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补充，但仍然以嫡母所生为其继承的依据。西周的这一套宗法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并且广泛深入到民间，形成悠久的宗法文化传统。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特地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就是按照宗法制而制定的一套继承法。
但是，朱厚照和朱厚熜之间的皇位继承却有些特殊，它超出了朱元璋《皇明祖训》中“须立嫡母所生者”的规定，却仍属于“兄终弟及”的原则。杨廷和在这里采用了一种上推法，即武宗是孝宗的独子，没有办法执行“嫡母所生”这一原则，就只好上溯到宪宗。
宪宗正后无子，其十四子中长子、次子早死无后，三子即位为孝宗，四子即是兴王朱祐杬。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兴王朱祐杬应该以孝宗长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此时兴王朱祐杬已经去世，如果他没有儿子，就要在宪宗十四子中再往下推，可巧的是兴王还真留下了这么个儿子。按照宗法制的推断，“立嫡以长”，朱厚熜就以兴王嫡长子、宪宗“嫡长孙”的身份获得了皇位继承的资格。
朱厚熜是幸运的，正是这“伦序当立”的宗法原则，使他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