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直面临着一个“三冗”“两积”的问题，冗兵冗员的出现又与宋朝开国之初为了分权和收权在兵制和官制的设置上过分追求互相制约和互不通气相关联，冗兵冗员又导致冗费，国库空虚，军队战斗力低下，最终结果就是具有宋朝特色的“两积”现象——积贫积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冗”、“两积”情况越来越严重，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北宋举朝上下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情况，开始了求变之路。
叶适在《水心集》中就曾指出宋仁宗治世时期的危机：“至于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后，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
这中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这两次革新相隔二十多年，事易时移，众多在庆历新政中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到了熙宁变法时却变成了反对者和保守者，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彦博、韩琦和富弼等几人，其中文彦博还成为了反对熙宁变法的首领之一，这当中是有什么变故导致了他们的转变，是一个问题。
韩琦、文彦博和富弼三人的经历分析
1、韩琦。
韩琦于天圣五年（1027年）中进士，入官场开始有长期在地方上历练的经历，历任将作监丞、淄州通判，又升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等职，因为参与庆历新政受到牵连被贬到地方，辗转十余年，前后担任扬州、郓州、定州、并州等地的地方官。就任地方官的时候，卓有政声。
他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因为其行事认真、严谨，所以手下的开封府官吏们每每因为以前承袭下来的松散作风导致经办的案卷都要被打回几次。《韩忠献公年谱》记载：“凡刑名轻重不当、疑虑未明者，皆辨析条奏。”
《宋史·韩琦传》也记载：“益、利岁饥，为体量安抚使。异时郡县督赋调繁急，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琦为缓调蠲给之，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活饥民百九十万。”
所以从以上可知，韩琦是一位能臣，历代史家是士林都对其赞誉颇佳。而且因为其在地方上长期任职的经历，所以对于地方上的一些积习和弊病知之甚深。
教育家杨昌济也曾说道：“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2、文彦博。
文彦博也是天圣五年（1027年）中的进士，其仕途也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宋史·文彦博传》说：文彦博“知翼城县，通判绛州，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之后几经起复，皇祐三年（1051年）还曾经被罢相，出知许、青、永兴等州军，四年后起复，嘉祐三年（1058年），又被罢相，出判河南等地。
文彦博也是位能臣，其“以直史馆为河东转运副使。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彦博嗣成父志，益储粟。元昊来寇，围城十日，知有备，解去。”
文彦博不仅懂庶务，还懂军事，平定了贝州王则起义：“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命为宣抚使，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
作为庆历新政的参与者，即便在新政失败后，他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着新政的一些举措，比如裁撤冗兵，虽然裁撤的人数仅有8万，却已经是在重重阻拦下的勉力为之了。“与枢密使庞籍议省兵，凡汰为民及给半廪者合八万，论者纷然，谓必聚为盗，帝亦疑焉。彦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其策讫行，归兵亦无事。”
同时代的士林对其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像苏氏兄弟，苏轼对其的评价是：“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苏辙对文彦博的评价与其兄相同：《栾城集》里提到：“惟判府司徒侍中，辅相三世，始终一心。器业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无为而庶务以成。”
这两位交口称赞文彦博处理政务上的能力。
3、富弼。
富弼年少高才，范仲淹与他交谈过之后盛赞其为“王佐才也”。以举茂才开始了仕途。《宋史·富弼传》记载其“举茂材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通判绛州，迁直集贤院。”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作为参与者，富弼也被贬到了地方上，先后担任了郓州、青州等地的地方官：“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富弼除了是个出色的地方官之外，还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在与契丹和西夏的交流中有礼有节，受到了双方的尊重：“昨契丹领大兵压境，致慢书于朝廷，仓卒之间，命弼使敌。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辨屈强敌，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又北敌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轻发之意。”
由上可知，富弼的才干也确为“王佐才”，其在地方能安土一方，其在朝堂也堪称辅翊之臣。
清朝的文祥在《十朝诗乘》中评价富弼：“取材当如宋富弼、苏辙，庶有裨时政。”这句话也是评价富弼能做事能任事。
所以我们从这三位熙宁变法的反对者身上找到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能干实事的能臣，都通“庶务”，我以为这一点是他们在其后的熙宁变法中站在了反对这一方最重要的原因。
韩琦、文彦博和富弼在熙宁变法中的观点和作为
1、韩琦。
庆历新政失败后，朝堂上想要革新的一派被贬的被贬，沉寂的沉寂，这其中也包括了韩琦。然而沉寂并不代表毫无作为，相反，韩琦在地方治理上也尽量进行着革新。《安阳集》中记载着韩琦的言论：“夫郡县之为政，有期而更也。”
比如其在并州的时候，有感于当时差役的弊端，先是免除了当地一些并不是急需的差役，同时，又把差役改成了雇役。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已经被朝堂采纳，并让地方上照章实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下京畿、河东、陕西、京西转运使相度厉害，而皆谓如琦所议便，罢诸路里正、衙前。”
这个雇役法实际上就是熙宁变法中差役法的前身，王安石参考了雇役法，制定了更加完整的差役法。从这一点看，熙宁变法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内容其实是采纳了各地官员已经在实行的革新成例。
所以，韩琦对于熙宁新法的态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尤其是对于新法中“整军”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保马法、将兵法等。《宋史》中记载着韩琦对于保马法的支持：“臣睹近年朝廷讲求马政，最为首务，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总治牧事。又各有干当公事官三数员，更出巡视，编降新制条目甚多。臣愿朝廷则以岁年，则可见其效。”
他反对的主要还是新法中一些不顾实际，扰民、伤民，与民争利，夺民之财的内容，最典型就是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他曾经上过两个针对青苗法的奏疏，《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以及《又论罢青苗疏》，他在奏疏中详细分析了青苗法的利弊，直指其“盘剥百姓，以佐人主私费，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
2、文彦博。
宋神宗即位初期的时候，曾经与文彦博就当前的内外交困进行了讨论，文彦博对曰：“譬如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之。”
可见文彦博对于革新是持肯定态度的，看一下有关于文彦博在熙宁变法期间的言论，他所大力反对的，也大多是韩琦所反对的，也就是青苗、市易和免役法。
开封府本来小商业极其繁荣，小商业的繁荣意味着商品的快速流通，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转很有裨益。然而市易法确使得国家参与到了小商业流动，小商业主竞争不过有国家背书的官营，最终的结果就是商业凋敝，民生困乏。文彦博对市易法的态度就是与民争利，他虽然认为“损大国之体”，但也看到了“小民之怨”：“臣今因赴相国寺行香，见市易于御街东廊置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就彼监卖分取牙利，且瓜果之微”，“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遗秉滞穗，寡妇何资？”
脱胎于前代均输法和平准法的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把以前大商人囤积居奇的利得收归官有，且市易法中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产生的利息也是官有。
本意是好的，但是因为管理跟不上，政策也存在极大的漏洞，导致到了最后变成了官方垄断市场、货源和价格，从商者被官方控制，最终的结果就是商业凋敝。
从这些分析来看，文彦博一方面对于革新是支持的，认为朝堂应该革新，另一方面对于新法的反对是有理有据的，他并不是为反而反，而是直接指出其中弊端。
从这一点来说，争取一下的话，文彦博也是有可能成为新法的支持者的。
3、富弼。
宋英宗即位之初，曾经也向大臣询问如何解决积弊，富弼当时答曰：“恐须以渐厘改。”
富弼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其一贯的风格。《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这么一段：“琦性果断，弼性审谨。琦质直，语或涉俗。俗谓语多者为絮，尝议政事，弼疑难者数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
宋英宗在位期间，韩琦、富弼等人为相的时候也进行了一些局部的革新，比如治平三年（1066年）的时候，为了解决冗官之弊，把三年一磨勘改为了四年一磨勘，期望于此能够稍微遏制一下冗官的增多。
所以对于大刀阔斧的熙宁变法，富弼是持怀疑态度的，对其中的许多政策也颇多异议。
因此，不管是文彦博、韩琦还是富弼，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熙宁变法的反对派。他们对于新法是部分的反对，是对其中某一具体政策的反对，并不是对新法的全盘否定，反而他们基于其长期的地方治理经验和从政经历，敏锐得察觉到了新法中的一些弊端。而他们对于革新就态度来说，是支持的。
对于新法的主持者来说，这一部分的老臣本应该是争取的对象，而不是政斗的目标。
那么，最终又是怎么走上反对面的呢？
1、仓促上马的新法漏洞颇多，朝令夕改。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有这样的言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
这个奏疏写于庆历新政十五年后，再过几年，熙宁变法开始实行，由此观之，王安石变法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并不是从实际出发，也并没有经过实地检验，而是把前朝的政策嫁接到了今朝，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借鉴自前朝均输法和平准法的市易法。
不接地气的政策必然会引发不良后果，政策漏洞也必然会导致官方为了查漏补缺而朝令夕改：“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州县官吏茫然不能详记，稍有违者，皆坐徒刑，虽经赦降去官，不得原免。”“故州县之间，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脱罪为幸。”
这种因为各种原因仓促上马，推广到全国的新法，除了导致官场的混乱外，也因为政策落地后的曲解和变形，导致民生受到了严重影响，引起了朝臣的强烈反对。
2、宋神宗的“异论相搅”的手段使得朝堂对立。
本来政策的对错得失都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集思广益下修改的，但是宋神宗秉持着其祖宗一贯分而治之的做法，并没有居中调停，反而是加剧了两方之间的矛盾。
3、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对老臣的排斥。
王安石是一个极其固执而尖锐的人，他看到了北宋的危机，因而急切地想要革新以图强，所以对于一部分比较老成持重的朝臣非常排斥。
《宋宰辅编年录》中记载了王安石对富弼的弹劾：“王安石见上言事，因力诋富弼曰：‘陛下以为富弼何如人？臣但见其能一切合流俗，以为声名而已。富弼若用，其智略无以过人，所以有声誉为世所宗者，能养流俗之变而已。’”
因此，王安石不光排斥“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的庸官，也排斥那些对新法有不同看法的能臣，最终结果就是只能启用新人。在当时的制度下，如果没有得到这些能臣和老臣的支持，不能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却又要因为皇帝的怀疑和妥协时常反复，新法的推行必然困难重重，最终功亏一溃。
综上所述，文彦博、韩琦还有富弼这些庆历新政支持者到了熙宁变法时成为了反对者这一说法是并不完全正确的，至少他们对于革新是支持的，对于新法中的某一些内容是支持的，这既是长期地方治理经验和从政经历使得他们察觉了新法的弊端，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内外交困的北宋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而这些都与锐意进取的王安石代表的熙宁新法派相背离。
本来只是观点上的不同，最终在种种因素下导致了朝堂的分裂以及党争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