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楚庄王究竟是雄主还是庸主？大多数沉默的朝臣心里恐怕是没有答案的。
但伍子胥的祖父、大臣伍举或许从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闲”的姿态中猜出了两分意思——东服扬越、北伐郑国。这不就是自熊渠以降，楚国历代先王孜孜以求的目标吗？
年轻人志存高远，难能可贵。可庄王毕竟年轻，看着他日日纵情酒色，伍举仍想善意地提醒这个后生不要失了分寸。
所以伍举用隐语暗示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回答道：“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就在楚庄王说过这话之后不久，他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楚世家》中记载：“是岁灭庸。”
对周匡王二年（前611年）的灭庸之事，司马迁只有这轻描淡写的四个字。但在战争爆发的当时，楚国君臣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着实不轻呢。
《左传》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
当时的南方可能发生了普遍性的大饥荒，楚国及其周边的山夷都深受饥荒的折磨。楚国的北邻庸国趁机鼓动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向楚国发动攻击，意图抢粮。
这场骚乱的规模似乎很大，为了防止中原诸侯落井下石，楚国甚至罕见地宣布申、息二县戒严，关闭北门以戡内乱。
形势如此严峻，以至于在廷议平叛方略的时候，大多数朝臣都主张放弃郢都，迁移到更为险要的阪高去躲避灾难。只有蒍贾一人慷慨陈词，力主出兵伐庸：“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迁都与伐庸的争论中，没有若敖氏家族的成员站出来公开支持伐庸的意见。
要知道，从楚庄王的祖父楚成王即位伊始，考验楚国的历次重要关口总是若敖氏家族担当擎天一柱：当年斗谷于菟毁家纾难，终结了楚国政坛的内乱；令尹子玉决战城濮，完成了第一次与晋国争夺霸权的重要尝试。到楚穆王时代，成大心和成嘉继为令尹，虽然在北伐争霸的事业上无所作为，但至少还能开疆拓土，辟地淮南。
可现在呢？面对着庸国明火执仗的抢劫，若敖氏家族却选择了沉默。这个楚国历史上最显赫的政治世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窝囊！
不妨将站在晋、楚两大国霸业顶端的晋文公与楚庄王做个比较：当年晋文公在秦穆公的襄助下复国执政，对二十年前曾经伤害过他的宦官履鞮仍然耿耿于怀，以至于当履鞮想要善意地提醒他有人阴谋政变的时候，晋文公一开始竟将履鞮拒之门外。
反观楚庄王，爽快地抛弃了卢棘藜杀死老师斗克的宿怨，为危难中的楚国遴选了一位能堪大任的前线主帅。
当年的晋文公，回国执政时已是六十高龄、饱经风霜。但眼下的楚庄王才二十出头。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政治上能够达到晋文公六十岁时都没有的境界，着实让人叹服！
不过，楚庄王伐庸戡乱的意志虽然坚决，但卢棘藜在前线的进展却不太顺利。楚、庸两军刚一接战，楚军就在战场上吃了亏，楚将子扬（又一个若敖氏的成员，前任令尹斗谷于菟的儿子）做了庸国的俘虏。
三天之后，子扬越狱逃回大营，并建议撤军：“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
子扬的这个建议充分暴露了他的胆怯。庄王伐庸之所以只调动了地方保安部队（邑兵）而没有派出中央军（国兵），很可能是因为朝中避战迁都的声音太强烈，以致楚庄王的出兵决策遭遇掣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易回师，等于为避战的主张添柴加火。到那时，楚国别说派不出国兵，就连郢都都不一定能守住！所以大夫潘尫当即反驳子扬说：“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
潘尫的建议奏效了，楚国七战皆北，庸国连战连捷。骄傲的庸人宣称“楚国不足与战矣”，因而放松了防备。
得到消息的楚庄王亲赴前线，联合秦国与巴人对庸国发动了致命的攻击，一举灭庸，解除了威胁。
对楚庄王来说，灭庸是一石三鸟的事情：战胜庸国不仅仅将楚国从一场天灾人祸的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同时也藉此树立了楚庄王的权威。更重要的是，联秦灭庸事实上打破了从前楚穆王和若敖氏家族专守南土的政治默契。这意味着楚庄王循着老师斗克的遗教，将楚国重新带回了联秦制晋、争霸中原的正确道路上来。
要改“南下”的国策改为“北上”，楚庄王必须清洗朝中支持“南下”的保守党。而灭庸战胜正是时机。《史记》载：楚庄王“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
司马迁说楚国这次人事大变动，升迁贬黜以数百人计，很可能带有纵横家式的夸张成分。相比而言，《吕氏春秋・重言篇》讲黜落10人，登进5人或许更为合理。
换血之后，新政府的班底变成了：子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蒍贾——也就是伐庸之前唯一的主战派——出任工正。
虽然子扬和子越两位参与了灭庸之战的若敖氏家族成员仍然占据高位，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已经被楚庄王架空。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就印证了这一点：三年以后的周匡王五年（前608年），因为郑国背晋投楚，楚、晋两国又在中原大地上对面交手了。可楚军主将既不是令尹子扬，也不是司马子越，而是工正蒍贾。
蒍贾领军出征，表明若敖氏家族的军事指挥权遭到了削夺。
对于重回中原、再度与晋国争霸的楚国来说，这次换帅来得太及时了。要知道，在此前的周匡王元年（前612年），晋国曾经南下讨伐楚国的与国蔡国。
但面对着在自己家门口耀武扬威的老对手，楚国竟然龟缩于方城之内见死不救，以致蔡国被迫与晋国签订了城下之盟。
现在要洗雪前耻，楚国不改改气象恐怕是不行了。获膺重任的蒍贾没有辜负楚庄王的期望，他在棐林击败晋军，拔得了头筹。
这次对晋作战的成功尝试让楚庄王受到了极大鼓励。于是两年之后，楚庄王决定亲率大军，北伐陆浑戎。
在晋楚争霸的这盘棋中，北伐陆浑戎是楚庄王确立优势的关键一着。
陆浑戎原本是居住在关中的一支少数民族部落。自周襄王七年（前645年）以后遭到秦国的迫逐，逐渐迁徙到周畿西南的伊、洛流域。这支少数民族在迁徙的过程中受到晋国的卵翼，成为了晋国的同盟军。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年）的崤之战，正是得益于陆浑戎的配合，晋军才能全歼秦师，取得完胜。
陆浑戎所占据的伊、洛一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向西堵住了秦国东下武关的出口，向南则成为防御楚国北伐的屏障。楚庄王击败陆浑戎，不但扫清了楚国北伐的障碍。放秦军东下，还可以造成两国在中原的会师。
当年城濮决战，晋国能够压倒楚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联合齐、秦，对楚国形成了以三敌一的有利局面。现在陆浑戎一破，秦、楚兵联势结，晋国的联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就在击破陆浑戎之后，楚庄王进逼洛邑，问鼎于周。此时的他称霸中原的愿望已经非常迫切了。
可俗话说，赛马在临冲线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虽然楚庄王对外结成了巩固的楚、秦联盟，但对内，若敖氏家族的保守势力还没有完全清除。
争霸中原意味着与晋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搏的生死决斗。如果此时突然有一支箭从某一方的背后射出，结果会是什么呢？
英明的楚庄王显然不愿意吞下那样的苦果，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了。
《左传》记载，就在讨伐陆浑戎的第二年，周定王二年（前605年），蒍贾向楚庄王进谗言，中伤令尹子扬。楚庄王处死子扬之后，提拔子越出任令尹，而蒍贾则接替了子越原任的司马一职。
子越在得到升迁之后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率领若敖氏的宗族亲军发动了叛乱，囚杀蒍贾于轑阳，并南下攻击楚庄王。
《左传》惯用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发展，因此它借斗谷于菟之口将子越的谋反描绘成狼子野心的暴露。
但子越的谋反很可能是被逼无奈的。
子扬死后，虽然子越高升令尹，成为百官之首。但作为军队总指挥的司马一职落在了若敖氏的死对头蒍贾手里。头顶上有楚庄王的压制，身后又有蒍贾的掣肘，子越这个令尹当得有多难受，不难想见。
从子越杀死蒍贾之后继续攻击楚庄王的激烈行动来看，谗杀子扬应该不单纯是蒍贾的个人行为，很可能背后有楚庄王的授意，或者说是楚庄王利用了蒍贾对若敖氏的敌意，在听到谗言之后顺势把蒍贾当成了刺向子扬的一把刀。
因此，子越的谋反应该是若敖氏家族为了挽回颓势而做出的垂死挣扎，只可惜，这时若敖氏的私兵不再具备城濮大战时子玉手下的“若敖六卒”那般强悍的战斗力，楚庄王干净利落地击败了子越。除了象征性地为斗谷于菟保留一线香火之外，整个若敖氏家族被连根拔起。
这个自楚武王时代就开始书写辉煌历史的政治世家就此黯然谢幕。
不久之后，蒍贾的儿子，继斗谷于菟之后的新一代楚国贤相蒍敖（即孙叔敖）出任令尹，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
反观晋国，自周定王六年（前601年）赵盾去世之后，诸卿争权，朝政日坏。城濮之战以前楚国内斗、晋国齐心的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翻转。
终于在周定王十年（前597年）的邲之战中，楚国完成了对晋国的复仇。击败晋国的楚庄王饮马黄河，如愿登上中原霸主的宝座，将春秋时代的楚国霸业推向了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