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复姓端木（一作端沐），名赐，又字子赣，春秋末期卫国人。
司马迁说他比孔子小31岁，又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据此则子贡生于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
子贡大约是在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时随孔子受业的，其时已二十多岁。《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尚见述及子贡，这时子贡52岁，其后事迹无可考。据《史记》所载，子贡卒于齐国。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谈话，以子贡居多，给人很深的印象。孔子认为他的许多学生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人也”。
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又列出了其中10位优等生的名字，这便是前人所谓的“孔门十哲”，而子贡则是十哲之一。
孔门弟子之中，凭借外交活动而切切实实扩大孔子在当时国际社会影响的人也是子贡。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子贡在孔门之中的重要地位。
据《左传》记载，子贡在周敬王三十二年（前488年）至周元王七年（前469年）之间，曾多次出使专对，不辱使命，面对大国，不卑不亢，在外交谈判上取得了相当的政绩。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
1、乱齐
在军事外交史上最大的成就是穿梭于齐、吴、越、晋四国之间开展连锁外交，不仅挽救了鲁国的危亡，而且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的态势。
春秋末期，鲁国已经国力削弱，鉴于南有日渐强大的吴、越，北有曾为霸主的齐、晋，唯有在诸强角逐之中依违于南北之间，苟安求生而已。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一次齐国将要伐鲁，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中能有人担负起挽救国运垂危的使命，子路等人纷纷请求出使，孔子均不同意，只有子贡得到许可。
子贡前往齐国后，却对准备出兵伐鲁的田恒首先说了这样一番不合逻辑的话：“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
对于容易战胜的鲁国，子贡认为不可与战；对于难以攻坚的吴国，子贡却认为易于攻打。这种明显荒谬的建议当然会惹火田恒，但是子贡自有他的道理。
原来，齐国自景公之后，公室逐渐衰微，政权渐渐落于陈氏（至陈恒改称田氏，陈恒即田恒）等世卿贵族之手。
田恒欲专齐国之政，又害怕遭到高氏、国氏、鲍氏和晏氏等宗族大臣的抵制，因此企图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达到转移国内视线、壮大自己势力，以及提高在国内的地位等目的。
田恒伐鲁的目的，子贡是很清楚的，因此当田恒对他的建议表示愤怒时，他便入木三分地说：“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孤主制齐”是田恒的根本目的，“忧在内”是田常的最大心病，洞察入微的子贡据此分析胜战与败战对田恒实现根本目的的影响，动员他选择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而移兵于吴，这就不能不打动田恒。
但是，田恒虽已确定伐鲁，却又怕挥师向吴将遭到国内大臣怀疑。
子贡便请田恒暂时按兵不动，并进一步表示自己可以叫吴王出兵救鲁，讨伐齐国，这样就可以使田恒获得把矛头指向吴国的借口了。
2、破吴与霸越
吴王夫差在大败越国之后，正一心北上争霸。倘若齐胜鲁并使之成为属国，形势必将对吴的争霸事业大为不利。
子贡于是抓住这一点，前往吴国对夫差说：“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打着救亡的旗号而抑制齐国的扩张，自然是很对吴王胃口的，但他另一方面又对越国放心不下。
因为其时勾践正卧薪尝胆，“苦身养士”，怀报仇之心，所以夫差表示要彻底征服越国后再北上伐齐。
对此，子贡则认为：“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
在吴王看来，为了成就霸业，这种肋迫勾践派兵随从吴国出征的策略，不仅可以抽空越国的兵力，免除自己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增加讨伐齐国的军事力量，造成多国联合声讨的气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为使吴王出兵伐齐，子贡于是又前往越国游说越王出兵助吴伐齐。
正在忍辱负重的勾践用隆重的礼节接待子贡，并亲自到宾馆看望他。子贡毫无保留地道出了自己吴国之行的经过，并透露了吴王因担心越国有报仇之心而要先破越后伐齐的打算。
他对勾践说：“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
鉴于勾践强烈的复仇愿望，子贡对他详细分析了吴国的形势：“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
勾践高兴地接受了这些策略，并赠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一”。子贡谢绝了这些礼品，又赶回吴国。
子贡向吴王说了一大堆勾践因吴王保留越国而对吴王感恩戴德的话。
五天之后，越国大夫文种又携带重礼宝器至吴拜见吴王，并恳切陈言勾践愿亲自率领士卒三千前来助战。
夫差听从子贡的建议：“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
3、强晋与存鲁
就在吴王着手举兵伐齐之际，子贡又赶往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晋国。
子贡告诫晋君：“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
为了挽救鲁国，子贡力说诸侯，至此走完了他的军事外交的全部旅程。
其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可说是完全在子贡铺设的轨道上运行的。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年），吴军果然出动水师自海上攻齐。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吴人与齐人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一说莱芜），大破齐师，接着又为进军晋国、北上争霸做准备。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率大军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会见有关诸侯，与晋国争做盟主。
与此同时，越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兵分两路袭击吴国，一举攻入吴都。消息传至黄池，夫差恐惧不已，杀了七个前来报告战败消息的人，只得让晋国成为盟主，自己匆匆回国向越求和。
至此，越国开始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
司马迁高度评价了子贡的这一军事外交成就。他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这一辉煌成就，不仅奠定了子贡在春秋时代军事外交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使他成为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之一。
子贡其他外交政绩
1、驳斥伯嚭
周敬王三十二年（前488年），哀公与吴人在缯（今山东枣庄附近）会盟，势力日渐强大的吴国索要牛、羊、猪各一百头作为享宴品。这一数额即使按照周朝先王规定的礼数也大大超过了标准，但是，鲁国又担心如果予以拒绝，吴国会加害于己，于是负责谈判的鲁大夫子服景伯迫于压力，只好照办。“夏，公会吴于鄫。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曰必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
接着，吴太宰伯嚭又要求召见季康子。其时季康子正准备同大夫们商量能否攻打更加弱小的邾国，便决定派子贡去应付。
伯嚭见季康子没来，便质问子贡：“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
对于季康子等人没有前来参加会盟，子贡说：“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这话貌似谦卑实则隐含警告，不仅如此，还顺带严正地揭露了吴国强索牛、羊、猪各一百头的违礼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鲁国的面子。
针对伯嚭的礼仪借口，子贡进一步用吴国的史实驳斥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
这话一方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方面又为仲雍的不合礼仪做了开脱（仲雍断发文身是为了入乡随俗），实际上也就开脱了季康子的违礼。作为小国的使节，子贡的应对可说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2、拒温旧盟
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3年），哀公又与吴人会于橐皋（吴地，今安徽巢县西北）。吴王希望巩固一下五年前两国在缯地建立的盟约关系，派遣太宰伯嚭与鲁哀公重温旧盟。
其时吴国虽联合鲁国在艾陵之战打败了齐军，但战后即处死了当初力谏伐齐的大将伍子胥，而越国正窥伺其后。鉴于当时的形势，一向徘徊吴、齐之间的鲁国决定暂不同吴国重温旧盟，会谈的任务又一次落到子贡头上。
会谈中，伯嚭代表吴国提出“必寻盟”（意即一定要重温旧盟）。对此，子贡首先申述了盟约的严肃性：“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接着又代表鲁哀公说：“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日‘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
从子贡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既没有撕毁旧盟，也没有重申旧盟，而是紧扣中心，极有分寸，只强调不必重温，从而完成了拒温旧盟的使命。其说辞中的“可温可寒”，亦庄亦谐，也是极富语言艺术的。
3、劝释卫侯
就在子贡代表鲁国拒绝与吴国重温旧盟之后，吴国又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盟。卫出公十分恐惧，因为卫人曾经杀害过吴国的一名外交官，但是迫于大国的威势，又不得不去。
到了郧（今江苏如皋东，一说山东莒县南）会见之后，卫出公又私下与鲁哀公、宋国的大夫皇瑗（代表宋国）结盟，而辞谢了同吴国的结盟，吴人于是在各国诸侯即将互相辞别之际，包围了卫出公的馆舍。
受鲁大夫子服景伯之命，子贡再次去拜见吴太宰伯嚭，目的是劝说吴人释放卫出公。临行，子贡向子服景伯要了五匹锦，作为赠别伯嚭的礼物。
这次子贡并没有单刀直入，作为第三国的使节，子贡仿佛是在告别的闲谈中偶尔提及卫国的事情。伯嚭诡辩说：“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便趁机说：“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
子贡着眼于伯嚭个人的国际声誉和吴国的称霸企图而分析得失利弊，全然以局外人的身份从中斡旋，终于使伯嚭心悦诚服地释放了卫出公。
4、交涉成地
周敬王四十年（前480年）春，鲁国的成邑在邑宰公孙宿的带领下背叛鲁国投靠齐国，成邑遂为齐国占领。这年的冬天，齐国因内乱自顾不暇，与鲁国媾和。鲁国见时机已到，打算要回土地，于是子贡便作为副使，随同子服景伯前往齐国谈判。
成邑原是鲁大夫孟氏的地盘，公孙宿本是孟氏的家臣，因为不同意在成地养马而与孟氏发生冲突，才叛变鲁国投靠齐国。
为了顺利收回成邑，必须做好公孙宿的工作，于是子贡便先去拜见他。
交谈中，子贡并没有对公孙宿的叛鲁投齐加以谴责，而是首先晓以利害：“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说完这些，子贡又向他申明大义：“子，周公之孙也，多享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
一番话使得公孙宿很后悔没有早听到子贡的这番话。
子服景伯一行接下来便跟掌权的田常交涉。当时齐国的形势是，势力强大的田常刚在内乱中弑杀了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王（齐平公），自己则为相国。
田常一方面遭到国内不同势力的反对，一方面又害怕其他诸侯借机讨伐自己，正急于同诸侯搞好关系。
会谈中，田恒代表国君表示齐国愿意像同卫国一样保持同鲁国的友好关系。子服景伯见机会来了，立即示意子贡答话。
子贡便抓住田恒的话说：“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讙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田常理屈词穷，便把成地归还了鲁国。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既弑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据此，则田恒“尽归鲁地”，当在子服景伯一行出使齐国之后，由此更可以想见子贡此次谈判的大获成功。
5、私论卫侯
春秋末期，卫国内乱不已，加之晋、齐、吴、越等国的干涉介入，国君时有废立更替。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卫出公的父亲在晋国和国内势力的扶持下，由戚（今河南濮阳）入卫为君（即卫庄公），卫出公遂逃亡鲁国。
次年，卫庄公被国人攻杀，晋国先后扶植卫襄公之孙般师（一作班师）及卫灵公之子公子起为君。第三年，卫人又驱逐公子起，卫出公得以从齐国返回。至周元王六年（前470年），卫人叛乱，卫出公再次逃亡，晋、齐、鲁三国都不敢去，结果避难宋国。
次年，卫出公希望知道自己能否再次回国，派使者带了一张弓作为礼物去向子贡咨询。子贡依照外交礼节接受了弓，却说：“臣不识也。”
但在过后的私下交谈中，却对使者分析说：“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献公孙于卫齐，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 今君再在孙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不识所由入也。”
实际情形也正如子贡所料的那样。由于得不到国人的拥护，卫出公甚至在越、鲁、宋三国联军的护送之下也不敢进入国都，最后客死越国。
子贡这次的政局咨询，不仅反映了他对卫国上层形势的深刻认识，而且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古代外事活动的特点。
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子贡对卫出公的使节所说的“臣不识也”，实际是今天外交辞令“无可奉告”的早期形式；而他在正式外交会晤时不便表达的观点却又在私下交谈中表述出来，又足证我国古代外事活动中发表政见形式的灵活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