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出生于楚国上蔡县（今河南省上蔡县芦冈乡李斯楼村），相比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而言，当时的楚国依然是一个以门第高低取人的国家，尽管李斯自认为才高八斗，却也难以在这样一个只重门第出身而不重真才实学的国家得以伸展。在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一件促使李斯实现人生转折的事：“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才选择离开楚国前往秦国发展：一开始他只是秦国丞相吕不韦府上的一个幕僚门客，直到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已年近五旬的李斯才引起了秦王政的注意。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吕不韦被免去丞相职务，随即流放蜀地，李斯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韩国派遣水工郑国入秦向秦王建议集中财力修筑水渠，试图以此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然而郑国作为韩国奸细的身份却被秦国识破。尽管秦王政坚持将工程进行下去，然而这时秦国政坛已然开始掀起一场排挤外国客卿的政治浪潮。在战国七雄之中秦国一向以吸引外来人才而闻名：来自卫国的商鞅通过变法奠定了秦国崛起的基础；来自魏国的张仪以连横之策分化瓦解诸侯，大大减小了秦国前进道路上的阻力；来自魏国的范雎使秦昭襄王得以强化中央集权，明确了远交近攻的基本国策；来自卫国的吕不韦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秦之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秦国本土人士和客卿之间的矛盾也在一点一滴的滋长，恰逢自秦王政九年（前238年）起的短短一两年之内连续发生的嫪毐叛乱、吕不韦罢相以及韩国间谍事件均涉及外国客卿，于是多年来潜伏已久的矛盾在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来了一次总爆发——这年秦王政在本土大臣要求驱逐客卿的强烈呼声之下颁布了《逐客令》。
李斯是因为感觉在楚国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而选择来秦国发展的，眼瞅着刚准备在秦国施展抱负之时却要被驱逐，对此心有不甘的李斯向秦王政上了一道《谏逐客书》，历数了历史上客卿对秦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逐客是将人才推向国门之外在，正是李斯这道上书使秦王政终止了驱逐客卿的做法。李斯也因此获得秦王政的关注，这时的李斯已年近五旬，以当时的平均寿命而言已是很大的年纪了，直到这时李斯才真正获得施展自己抱负的平台，因此李斯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格为珍惜。
李斯为确保到手的权力不失，不惜设计陷害同学韩非。在秦王政一统天下的过程中，李斯积极献计献策：继续秉承秦国历代先祖的远交近攻之策，与此同时派遣谋士持金玉游说东方六国的贵族权臣，在正面战场之外构建严密的情报信息网络以辅助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秦国正是运用李斯这一计策成功借赵王之手除掉了赵国名将李牧，从而消除了自己统一天下道路上的一大强敌。
李斯和秦王政合作了近三十年，一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大秦帝国的诞生：天下一统后秦王政曾询问文武百官关于治理天下的问题，时任丞相的王绾主张：“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这实际上要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对此时任廷尉的李斯则坚决予以反对：“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最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从此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国地方行政治理的主流模式。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又接受了丞相李斯“书同文”的建议，李斯亲自制作了小篆这一字体以取代之前各诸侯国的文字。为了便利帝国境内的经济交流李斯又上书建议废除六国旧制，统一各国的货币和度量衡。李斯还建议以京师咸阳为中心修筑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统一车轨。这时的李斯风光无限，然而不久之后李斯就迎来了命运中的又一个转折，这次和当年上《谏逐客书》不同的是：当年的人生转折使李斯得以平步青云，然而这次他却要走下坡路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宫（今河北省广宗县）出巡时暴病驾崩，此时皇子胡亥、宦官赵高、丞相李斯等人随行在秦始皇身边。
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为帝并游说李斯，一开始李斯并未应允，“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崐人臣所当议也！’”然而赵高的一句话令李斯心动了：“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李斯回答：“不及也。”赵高说：“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
这时李斯的权力欲表现了出来：也许是因为早年在楚国那种不问能力只问出身的社会氛围下生活得太过压抑的原因，李斯一直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格外珍惜。李斯和扶苏的政治观念是截然对立的：在焚书坑儒这件事上扶苏和李斯的意见就截然相反，事实上在扶苏被秦始皇赶到北部边疆去和蒙恬戍边一事上很可能存在李斯在背后的操纵。在李斯看来：一旦扶苏继位意味着自己随时可能被蒙恬取代。
最终李斯被赵高拉拢而选择拥立胡亥，然而他的命运也在这一刻完全改变了：此后赵高完全把持了朝政，政局陷入一片混沌黑暗之中，而李斯趋利避害的人生观让他毅然选择了明哲保身。他本以为只要不淌这趟浑水，就能置身事外高枕无忧，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赵高看来：李斯是自己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最后的障碍，于是，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被夷灭三族。李斯临刑前对自己的幼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然后“遂父子相哭”。这一幕和后来的石崇十分类似，“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曾贵为偌大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到这时竟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心愿也难以实现，其实这也和他早年悟出的老鼠哲学脱不了干系：李斯只看到了仓鼠的日子过得比厕鼠悠闲，却忽略了厕鼠正是在长期危机四伏的生活环境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而仓鼠则在安逸的环境中逐渐失去了自我，直到危险袭来时才赫然发现自己已失去自保的全部能力。
事实上李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打破了原本存在于秦国贵族和百姓之间的阶级壁垒，完全以军功晋升官爵从而为那些毫无政治根基背景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空间。与此同时秦国君主和这些新提拔起来的寒门子弟组成政治联盟打压世家贵族势力，从而强化中央集权。问题在于：当这些寒门子弟晋升高位之后就在秦国催生了一个新兴的职业官僚集团。相比传统的世家贵族而言：职业官僚集团在其发迹的早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世家贵族那样的政治根基，只能通过政绩来取得君主的青睐和百姓的认可，这时他们积极推动变法强国；然而当他们大权在握之后就日益走向变法改革的对立面。为什么在大秦一统华夏的过程中立下大功的李斯那么轻易被赵高拉拢成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为不愿放弃到手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改革一大难点恰恰就在于如何突破既得利益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