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批判那些只知道埋头苦读，却不懂得经世致用的迂腐死板之人，或是嘲讽虽饱读诗书却没能求取功名，到头来一无所有的读书人。
实际上，“百无一用是书生”出自清代诗人黄景仁的作品《杂感》，原文为：“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他先是指出书生被嘲笑的现状，但随即表示就连鸟虫都会发声，作为读书人更该表达自己的看法。创作如此名句的黄景仁乃是乾隆年间文人群体“毗陵七子”的一员，这个群体的成员不但个个才华横溢，还有一人更是成为了近代人口学的先驱。
“毗陵七子”之名见于《清史稿》的记载，书中表示：“其同里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这里提到的“翼”便是凭借《廿二史札记》、《论诗五首》等作品在清代文坛、史学界都占据一席之地的常州人赵翼。在赵翼之后，常州又接连出了七位才子，这便是“毗陵七子”。
七子之中，黄景仁最为知名，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后裔，他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乾隆十四年（1749年），黄景仁生于江宁府高淳县的学署当中，他四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后来一直由祖母抚养。七岁那年，黄景仁回到了祖籍所在的常州府。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四年间，黄景仁的祖父、祖母、兄长相继去世，但与此同时他也逐渐崭露头角，才学为世人所知。
黄景仁一生钟爱四处游历，其足迹遍及扬州、杭州、徽州、庐州、北京、山东、西安等多地，但他虽多次参加乡试，但始终没能金榜题名。为了维持生计，黄景仁曾辗转太平知府沈业富、安徽学政朱筠等人府中担任幕僚宾客，虽然也曾凭借作品赢得一时之名，但终究难以持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东巡时黄景仁奉诏前去面试，并被评为二等，授职武英殿书签官。
五年后，黄景仁拜访陕西巡抚毕沅，后者惊讶于其才学，便推举其出任县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吏部等待任命却迟迟无果的黄景仁迫于债主追究离开北京，在带病跋涉太行山的途中去世。黄景仁死后，为其处理丧事、整理文集的是其好友，同为“毗陵七子”之一的洪亮吉。
和黄景仁相似，出身常州府阳湖县的洪亮吉也是幼年丧父，且后来也屡试不第。不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四十五岁的他终于考中榜眼，并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修纂官。后来，洪亮吉又出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督贵州学政等职，可惜好友黄景仁早早离世没能见证好友的发迹。
嘉庆四年（1799年），洪亮吉上书触怒嘉庆帝，原本被判死罪，但后来改为流放伊犁，百日后又得到了赦免。遇赦后洪亮吉便回到家乡专心著书，直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去世。对国家大事非常热心的洪亮吉为官期间就经常上书痛陈时弊，此外，他还曾在《意言》中讨论人口增长速度远超生产增长速度导致的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离失所等问题。尽管存在严重的时代局限性，但洪亮吉仍可谓近代人口学的先驱。
书中的人口观点日益受到重视。有不少人把洪亮吉在本书中提出的人口思想和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对比研究，在20年代把洪亮吉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
除了黄景仁，洪亮吉也和“毗陵七子”中的孙星衍关系友善。孙星衍年少成名，被隐居南京的著名文人袁枚誉为“天下之奇才”。除了诗文之外，孙星衍在训诂、经史、金石、书法等领域也有所成就，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考中进士后孙星衍踏入仕途，一度官至山东布政使。
赵怀玉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四巡江、浙时，十八岁的他便作赋赞美并投献至其行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赵怀玉于乾隆帝南巡时参加面试，被赐举人身份，授官内阁中书。后来，赵怀玉官至署理登州、兖州知府，但在父亲去世后便彻底离开了官场。
杨伦与赵怀玉同岁，他以博览群书著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考中进士并被任命为荔浦知县。晚年的他在江汉书院讲学，收获了许多学子的推崇。吕星垣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他擅长书画，曾任河间等县知县，代表作为《白云草堂诗钞》、《白云草堂文钞》。最后是徐书受，他的生卒年不见于记载，只知道他曾出任叶县知县。
综上所述，毗陵七子中既有黄景仁这样才华横溢，留下传世名句的优秀诗人，也有孙星衍这样涉猎广泛、无所不通的全才。洪亮吉心系家国，提出的人口论领先时代，赵怀玉、杨伦等人则是晚年桃李满天下，教导出更多人才。即使是记载甚少的吕星垣、徐书受，想必也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者，才能够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