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桥是横跨大渡河上的一座铁索桥，因此还被叫做大渡桥。它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泸桥镇境内，现在是我国泸定桥风景区的一个主要景观文物。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朝廷平息西炉叛乱后，四川巡抚能泰、提督岳升龙经反复勘测，上奏说: “泸河三渡口，高崖夹峙，一水中流，雷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因此请求朝廷在距清初所置化林营驻地80余里之安乐坝——河床狭窄、两岸岩石坚硬处，建造一座铁索桥， 以便行旅。康熙皇帝对这个工程十分重视，“朕嘉其意，诏从所请”，于是开工建造。
桥址位于大渡河的深山峡谷中，东西两岸山峰壁立千尺，高耸入云。一到夏天，大渡河水像脱缰的野马，在山谷中横冲直撞，咆哮声震耳欲聋。即使是冬春枯水季节，由于河床狭窄，水流湍急，桥址及至上下游很远的区域，都不能用船摆渡到对岸。民间传说，当人们正为不知如何将铁索由东岸架到西岸而发愁的时候，来了一位名叫噶达的大力士，二话没说，两腋各挟一根铁索，脚踏波浪，飞奔对岸。等到架完13根铁索，大力士竟被活活累死。铁索桥建成后，为了纪念这位大力士，人们在西岸山上修建了噶达庙。事实上，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载：“康熙中修建此桥，曾于东岸先系铁索，以小舟载，铁索过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这时，确有一喇嘛出主意，先在河上架巨绳，每条绳上用若干竹筒贯穿起来，再将铁索穿入竹筒，缚绳数十丈，在对岸拉绳牵引竹筒。竹筒到达，铁索亦至。“后一番僧教以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在以铁索入筒，缚绳数十丈，于对岸拽其筒，筒达铁索亦至。”
铁索桥桥身东西净跨河面100米，宽3米，由12614个铁环扣结成的13根铁索组成，共重21吨，全部由陕西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掌火打造。主体工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动工，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日（1706年5月15日）未时合拢，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当时完全依赖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这个建造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大渡河不是“泸水”
工程竣工后，能泰等人将竣工图上报朝廷，据康熙《御制泸定桥碑记》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高兴，又是考《水经注》，又是查阅《图志》，琢磨着给铁索桥起个合适的名字。据他考证：“考《水经注》，泸水源出曲罗而未明指何地。按《图志》，大渡河水即泸水也。大渡河源出吐蕃，汇番境诸水，至鱼通河而合流入内地，则泸水所从来远矣。适逢西炉叛乱平息不久，清圣祖便顺理成章地给这座铁索桥起名为“泸定桥”，取泸水平定之意，并御笔题写桥名；又御制泸定桥碑记，记述建桥经过，申命设兵戍守，永保勿坏。
遗憾的是，康熙皇帝的考证出了差错，他误以为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时的泸水。其实，泸水是金沙江的一段。诸葛亮南征时，先过大渡河，再渡金沙江。其行军路线由成都出发，经雅州（今雅安）、严道（今荥经）、大相岭（因诸葛亮由此路过而得名）、黎州（今汉源）、化林，在沈村过大渡河后顺河而上，至紫打地（今安顺场）折向冕宁、会理，大致在今四川会理县与云南禄功彝族苗族自治县之间的金沙江渡江入云南。康熙皇帝考证时，把距离好几百里的两条江河合二为一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国家这样大，幅员如此辽阔，要让皇帝对国家每一条河的来龙去脉都搞得一清二楚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像清圣祖这样在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也不例外。问题是，下面的人向上提供的信息应该尽可能准确。四川巡抚能泰、提督岳升龙上奏时，把大渡河说成是“泸河”，为清圣祖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清圣祖循着这个思路去加以考证，于是错上加错。
如果不是当年出了差错，这座桥今天可能也就不会叫做泸定桥了。
战争中的泸定桥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朝廷鉴于打箭炉（今康定）控扼藏卫、屏蔽四川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经营打箭炉。康熙四十年（1701年）春朝廷平息西炉叛乱，为这一决策的实施扫清了障碍。概括起来，清圣祖经营打箭炉有三大配套措施：将清初设于大渡河东岸深山中的化林营移驻打箭炉，维护打箭炉及其周边的社会稳定；将唐宋以来先后设于黎州、雅州、碉门（今天全）、岩州（今泸定岚安）的汉藏贸易市场再次西移打箭炉，并置打箭炉关监管贸易；修建大渡河铁索桥，整治川藏驿道，既满足军事战略需要，也有利于商旅通行。
打箭炉历来是川藏要隘，当时的进藏通道起于今成都市双流县黄水河的四川南路陆路驿道，经武阳驿、来凤驿、百丈驿、雅州驿、荥经驿、富林驿、泥头驿、沈村驿、泸定桥、烹坝驿到达打箭炉，然后经此中转进藏，“凡驻藏使臣及换藏兵丁，均经炉出口，自炉以往”。康熙四十年（1701年）抚治西炉四十八属后，于打箭炉口外置塘汛38处，常年驻扎军队负责传递往来文报。今天的折多塘、理塘、巴塘，就是当年塘房所在地。塘汛之外又置台站，备有兵丁驿马，传递军报，承运军粮。
作为连接川藏驿道的泸定桥，在军事战略方面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御制泸定桥碑记》说：“桥成，凡命使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急驰，而不致病于跋涉。”从“命使”、“邮传”、“军民商贾”的排列顺序，一看就明白泸定桥国防军事第一，军民兼顾的历史定位。
历史证明，清圣祖经营打箭炉的决策是正确的。它不仅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朝廷顺利解决西藏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积累了“冶藏必先安炉”的宝贵政治经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修建泸定桥是清圣祖经营打箭炉配套措施中的关键环节。没有泸定桥，大渡河天险就难以逾越，川藏驿路就不可能畅通，驻打箭炉的清军就将立足不稳，打箭炉汉藏贸易市场就不可能繁荣发展，清圣祖经营打箭炉的决策就将化为泡影。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设立驻藏大臣直接办理西藏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确定将赴藏清军2000名中留500名常驻西藏。乾隆十六年（1751年）后，西藏常驻清军增至1500名。这些兵勇从四川征调，每三年一换，驻军粮秣悉由四川供给。
为适应西藏国防建设的需要，朝廷在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拉里等地设立粮台，平时负责转运驻藏清军粮秣，战时负责大军粮秣；泸定桥额设巡检一员，都同、把总各一员，驻清兵40名，加强防守、保养和维护，保证清军所需的粮食、蔬菜、被服、军械、军机文件的高效率运输和传递。
有清一代，四川清军曾多次赴藏平息叛乱、抗击外族入侵。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统治尼泊尔的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侵占聂拉木、济隆等地，一直打到日喀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扎什伦布寺的文物和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根据达赖和班禅的请求，朝廷授福康安为将军，统兵由青海入藏进剿。又谕四川总督孙士毅密饬德尔格、三杂谷、绰斯甲土司各挑选土兵三千，由总兵袁国璜等率领，由川入藏，配合作战。川督孙士毅不仅积极筹备军需，而且亲赴察木多（故址在今西藏昌都），检查泸定桥、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沿线守备，督运军粮，保障入藏大军补给。朝廷胜利平定廓尔喀之乱后，孙士毅受到清高宗谕令加恩实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嘉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8月，清政府以“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决定设立相当行省一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以军府之规，任地方之责”，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赵尔丰设在巴塘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职员和驻边清军官兵所需给养粮草由四川供给，川边改革的重大举措也需要与川督磋商。为了配合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朝廷将其兄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在交通方面，赵尔丰一方面派兵加强泸定桥的防守，另一方面对川藏驿道大加整修，保证部队行军、军需供应、军机文件传递畅通无阻。宣统二年（1910年），赵尔丰会同赵尔巽奏请修筑川藏大车路，其中，成都至打箭炉段，由四川总督拨款修筑；打箭炉至察木多段，由川滇边务大臣拨款修筑；察木多至拉萨段，由驻藏大臣拨款修筑。今天还能见到的汉源、泸定交界的飞越岭下以及泸定冷碛橙子坡等处的石板路就是赵尔丰时期铺设的。赵尔丰还在雅州设立车务处，制造大车。但因川藏大车路工程浩大，只对一些地段进行了勘修，未能全线竣工通车。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四川、西康同属抗日战略大后方，因此，保持西康的稳定至关重要。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设西康省，以刘文辉为主席，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加强了对西康的控制。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0月，新修了川康公路雅安至康定段，但最终未能形成通车能力。西康省政府职员的饷米和驻防康区的国民革命军24军官兵粮米，仍需由人力、畜力从雅安经二郎山、泸定桥运往康定。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南沿海交通线被日寇切断，国际社会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一部分由以印度汀江为起点的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运至昆明、泸州、宜宾，一部分由藏商组织的畜力运输队经拉萨、康定，运至昆明、成都、重庆。著名的藏族爱国商人邦达多吉家族加强了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并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分别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康定、雅安、成都、重庆、南京、上海、香港、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或流动商品转运站，先后向西南大后方运送总金额达1.5亿美元的抗战物资，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以邦达多吉为主要股东的“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仅在康定就租房50余间，组织了有管事20余人、驮脚娃130余人、骡马1200余匹的运输队。今天泸定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邦达多吉的马帮经过泸定桥，结队翻越二郎山的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壮观情景。
三百年以前，这条铁索桥在清代的时候就很坚固了，但在现在看来，由于材料和工艺的局限性，它并没有想象中的坚固，曾经出现过很多次断裂的情况。
清代《泸定桥三百年大事记》中有一段记录：乾隆六年（1741年）四月桥索因强风而断裂4条；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泸定桥一带发生大风灾害，3条底链条断裂，掉入江中；1970年6月2日，一支部队到泸定桥视察，由于脚步整齐划一，七号底链条断裂；1975年4月6日，八十位驻藏老兵在视察泸定桥时，三条脚索断裂，桥身倾角45°。
建桥难，维护更是重中之重。三百年前，泸定桥三年一次维修，五年一次修缮，铁匠们要用锤子一次又一次敲击着铁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会更换，而现在所见的铁环，除了桥面两边的一些标记之外，其他的都被替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