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的结局对清政府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清政府看清了日本人的真实面目，人家不是在帮我们，人家是在帮自己，这让清政府不得不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其次，俄国输给日本的战争结局让清廷对自己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了自我救赎——“预备立宪”。
甲午战败，除了割让宝岛台湾，清政府还被迫允诺割辽东半岛给日本，清政府在东北的主权地位岌岌可危。俄国联合法国、德国加以干预，清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半岛的主权，此事件史称“三国干涉还辽”。也就是这次事件，日本和沙俄也算是结下了梁子。
虽然获得了辽东，可是俄国却以功臣自居，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东北修筑铁路、开发矿产等特权，把东北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俄国更是趁机举兵侵占东北，制造“海兰泡”等惨案，在各国强大压力之下，中俄签订《交还东三省条约》，约定俄国要在十个月内撤兵。但是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却不守信用，并没有履行撤兵之约。同样垂涎东北特权的日本看见俄国仍然兵占东北，加上之前已经与俄国人结下了梁子，日本人“知战事不可免”，于是加紧整军备战。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
清政府虽然宣布日俄战争期间保持局外中立，但是这对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其一，战争是因日俄两国在东北利益发生冲突而引发的；其二，战争是在东北及其临海进行的；其三，东北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带有日俄两国利益妥协的痕迹，战后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沙俄在中国的很多特权又转交到日本人的手中，这就更加说明了日本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家根本没打算帮我们打什么俄国人。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如果再没有什么作为的话，东北的控制权可能真要被日俄完全垄断。那么，看清日本真实面目后清政府，在东北的控制上做了哪些改变？日胜俄败的战争结局又让清政府作了哪些反思？
在东北废“将军制”，设“行省制”，加强对东北的控制
东北是清朝爱新觉罗氏发祥之地，清朝在此划分三个单独行政区，设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来总理各领地事务，这种实行“将军制”的管理制度，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结束才得到改变。
日俄战争的爆发，这让清政府在东北的主权地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清政府非常关注东北问题，日俄开战前，清政府对战争形势也做了分析：沙俄胜，“中国困将不堪”；日本胜，“中国亦被侵削”；双方和解，“东三省不得主权”。
分析完之后，清政府发现没一项是对自己有利的。所以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东北问题不可轻视，于是在东北“增置府厅州县，建立行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清政府下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而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监管东三省将军事务，同时还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经过一系列改革，“将军制”在东北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就是清政府在东北建立的完备的行省机制。与前期划分单独行政区的“将军制”相比，“行省制”更有助于中央政府对东北的控制。
诚然，“将军制”的废除，“行省制”的建立，东北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但是《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东北交还给中国，但中国必须开放东北门户，这将进一步危害东北的主权。为此，清统治者也必须要为确保东北主权和加强对东北的有效统治而考虑。
不再“联日抗俄”，而是引入欧美势力牵制日俄
日俄战争时，清政府对日本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战时虽然宣布“中立”，却幻想日本打败俄国乘机收复东三省。所以张之洞也曾主张战后应该“结近援御远患”，采取“联日抗俄”的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当日本人通过《朴茨茅斯和约》接手俄国在“南满”的特殊权益后，清政府不仅对此忍气吞声，并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2月22日，同日本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将上一条约中日本所攫取的“南满”的权益合法化，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其在东北的权益，使日本在“南满”有了不争的霸主地位。但是，清政府的讨好和牺牲并没有换来日本的一点点怜悯与同情，反而刺激了日本关起东北大门，肆无忌惮地进行疯狂掠夺。东北在日俄的南北分据和各自的垄断控制下，情形比战前更为险恶。所以，清政府本以为能利用日本人来赶走俄国人，没想到的是俄国人没赶走，还招来一个更狠的。
清政府意识到日本有永远割占“南满”的野心，为了避免这块自己的祖宗发祥之地被日本吞并，清政府认为“与其权利让一国独占必致防碍自主，不若利益让各国公共，可以永保自主”，即东北不能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如吸引欧美列强进入东北，互相牵制。
此时，美英等国势力也正想方设法打入东北。这样，引欧美势力以制日俄的政策应运而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清政府下令开放东三省，各列强可“利益均沾”，“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就是一个不错的典范。土崩瓦解前的清廷国力衰微，财力兵力都不及日俄两国，也只能出此下策。虽然它会造成列强共管、共同掠夺的复杂局面，但列强们毕竟相互牵制，确保东北的“自主”，使之不至于沦为某一国的囊中之物，在两害必居其一时，择其轻者而从之乃是明智之举，这是清政府实行此外交策略的宗旨。
战后的反思，专制输给了立宪，清政府开始准备“预备立宪”
一个是甲午战争，立宪的东洋小国打败了专制的中华帝国；还有一个就是日俄战争，实行立宪的日本又打败了专制的沙皇俄国。满清政府可能认识到这两件事绝不是巧合，有心的中国人开始考虑中国是否有必要也实行立宪。《立宪纪闻》对当时的舆论也作了记载：“此战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
清政府内部官僚在立宪问题上也颇有微议，驻法公使孙宝琦、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重要大臣纷纷上书朝廷，奏请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也派遣官员出使东西洋各国考求政治。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精心考虑得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发布《仿行宪政谕旨》。谕旨分析了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政治现状，谕旨里有一点分析得很好，当分析中国为什么会落后时，谕旨里这样写道：“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政通人和，国家富强，是在于“军民一体，呼吸相同，博采众长”。
《仿行宪政谕旨》的发表，标志着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场。尽管清政府只把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作为一种预备，但是其被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这本身就意味着清统治者开始承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必须加以改革。当然不可否认，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中仍竭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特权，所以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也是昭然若揭的。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开展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当然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立宪派力量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但是，日俄战争给予国内立宪派和统治当局以极大的震动，直接加速了预备立宪的实施和进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日俄战争，就中国而言，这场战争肯定不是一场局外战争，它的引发、战场及其最终解决，都与中国休戚相关。日俄战争的结局对晚清政治也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日俄战争暴露了日本的野心，战争期间清政府的讨好也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同情，战后日俄又达成妥协在东北地区南北分据，这让清廷“联日抗俄”的小算盘也化为泡影；其次，为了不让东北完全落入日俄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视东北主权问题，于是决定废将军，建行省，吸引欧美列强进入东北，不仅加强了朝廷对东北的行政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俄在东北的势力扩张。再次，日胜俄败的结局，使“专制不如立宪”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清政府开始了“预备立宪”，这也是清政府最后的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