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军事战场上被列强凌辱，外交家们不得不在谈判桌这个第二战场尽全力纵横捭阖。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折冲樽俎，唇枪舌战的整个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历史意义比较复杂，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弱国无外交”的范畴。
民国三年（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这件事情改变了全世界命运。当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随即，这两个国家背后的德意志帝国与沙皇俄国宣战，至英德两国宣战后，意味欧洲战区全面开打。
当时掌控政权的是袁世凯政府，而它选择中立的原因是，那时候中国有各国租借地，驻扎各国军队，如果打起来怎么办，袁世凯政府颁布若干条规则，禁止一战参战国在中国领土领空有任何交战行为。
不过，袁世凯政府的中立目的并没有达到。就在一战开始后不久，日本借口与英国结盟，派军队进攻德国在中国租借地胶州湾，并且要在山东半岛借道。因为种种原因，袁世凯政府在当地划出一块交战区，中国就此被卷入一战战火。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西方列强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安排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应邀派出以顾维钧等为成员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出席重大国际会议，国内各界对此抱有极大希望。
在巴黎和会的席位问题上，中国作为堂堂正正的一战战胜国，受到了无比屈辱的待遇。战胜国的几个列强按照战争的贡献度和战争作用把与会国家分成了“三类”。当时的北洋政府还侥幸认为自己凭借国家的块头和人口，能和英法美排在第一档。段祺瑞让当时的外交次长陆征祥给5位中国驻外公使刚发出邀请，准备5选4，也就是说陆征祥当队长，再选四个人。
最后敲定的五个人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
仔细研究这份名单，其实玄机不少。陆、顾、魏三个人是北洋内部各派系妥协的结果，施肇基和魏宸组都曾是袁世凯政府的内阁成员，但互相隶属不同派系。王正廷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代表了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一派，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关系反而要比施肇基和段祺瑞的关系要紧密。
对此，必须要指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背后只有一个“貌似统一”的中国，背后则是派系林立党政不断。
民国六年（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五人团是北洋派系内部以及南北两个“政府”互相妥协和利益交换的结果。
结果，给北洋政府当头一棒的是，巴黎和会的几个大佬一下子把中国划成了第三类，只给了两个席位！退而求其次，北洋看看能不能拿到3个席位，不过美英法还是没给脸，不过和会的组委会可能觉得中国劳工在一战死了这么多，只给2个名额有点说不过去，答应中国代表团可以在5名代表任意选2人出席例会。
这一开始就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代表团的战斗力，在坐船出征之前，陆征祥和王正廷就谁应该才是代表团团长斗了起来。这一点，在巴黎和会还没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5月底，就被《大公报》揭露了出来，可以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曾在《顾维钧评传》中也这样说：“让陆征祥出任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实为北京政府的一个失招。”
其实把历史的线条拉长一点看，北洋政府决定参加一战的动机本来就有强烈的派系利益算计，在“府院之争”的大背景下，在欧洲战场上“扬我国威”未必不是北洋内部直系、皖系聚讼的驱动所致。所以说，让谁当团长才不是“失招”？恐怕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涉及到巴黎前线和北京后方的协调和联配问题）。顾维钧？他的资历还压不倒另外几位，更起不到派系平衡的作用。
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一直担任外交总长，说实话，他在民国七年（1918年）12月初坐船去巴黎时，身上是背着“污点”的：他曾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参与过“二十一条”的签订工作，陆在对日外交工作中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挺不起腰杆，当然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奉命行事”。
《日本外务省档案之巴黎和会卷》披露， 陆征祥一行坐船去欧洲，先转道去了日本，在驻日公使章总祥的陪同下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交谈中内田康哉软中带硬，意思是如果山东问题成为巴黎和会的焦点，那别听英美这些西方列强的挑拨，要本着中日亲善的精神，按照原意（即段祺瑞在一战期间和日本签订的外交换文），处理青岛和山东问题，陆当场表态：“遇事接洽，按原意办理。”这一下子让日本人抓住了把柄，成了在巴黎期间对方步步紧逼的砝码之一。
陆征祥作为团长，本应该负责团内代表的协调性，根据每个外交官的特点安排不同的会议议程，召集团员起草发言文稿等，可是抵欧之后团内龃龉不断，当然，他这个团长的名号也不过是一个空架子，也不能对他要求过多，然而他犯的最严重错误就是企图回避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关键——山东问题的归属。
在陆看来，山东问题能不谈就不谈，在这个问题上避日本的锋芒，回国也好向段祺瑞交差。在民国八年（1919年）1月21日的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议上，陆居然称病缺席了，把担子扔给了施肇基和顾维钧等。
问题是，山东的主权是想回避就能回避的了的吗？1月27日上午，日本人的十人代表小组提出了日本要在一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露出了獠牙，中日之间的外交遭遇战正式打响了！
1月27日的下午，要轮到中国代表团陈述意见了。这时候代表团才发现，山东问题来的如此早，如此快，日本人的准备如此之精心，而自己却没能知己知彼，霎时间乱了方寸。陆征祥索性撂了挑子，让代表团自己决定谁出席发言会。施肇基当场拒绝出席，王正廷说可以出席。最终五人小组派出了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顾维钧全程主导发言。
“1919年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突然要求大会确认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公布了1917年初日本与英法达成的秘密谅解协议，以示各大国早已达成默契，逼中国接受认可”。日方突然食言，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提出青岛问题，是想乘中国不备，达到无耻的侵占目的。是日中午，美国出于友谊，预先通报中国代表团，下午将被邀请出席大会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个消息对中国代表团每个成员来说，都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没有料到一切来得如此突然，顾维钧和王正廷立刻参会。会上，日本代表牧野发表了简短声明，声称日本尊重两国之间成约，他们握着民国七年（1918年）的中日秘密换文，对青岛早已胸有成竹。与顾维钧紧急磋商后，王正廷对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说：中国代表团将由顾维钧博士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准备。“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克里蒙梭回答王正廷说，这样留给中国代表团的准备时间仅有一个晚上。
按照国际法的通行原则，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乃是理所正当，按照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日本也绝无理由再插手山东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胶澳租借条约》和民国四年（1915年）的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也自动废止。但是，北洋政府在民国七年（1918年）9月，居然背着全国人民和日本签订《济、顺、高、徐协定》，这就给日本攫取山东提供了重要口实。
这份协定拿出来连威尔逊都傻眼了：“1918年9月停战在即，协约国军势强盛，日本决不可再威逼中国，为何又欣然与之订约？”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将《山东问题说贴》做了一份备录发给了国内的北洋政府，在等待和接到北京方面的回复时，中国代表团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内讧。3月8日，本来身体不好的陆征祥索性去瑞士治病，避居了半个月。
4月30日，经过和会各方的唇枪舌战，最终英美法决定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还是那句老话：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也是不行的。问题来了，对这份巴黎和会最终的决议，是签字还是不签字呢？
陆征祥坚持“有原则的签字”，在不承认山东条款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件的签，否则坚决不。他这样说：“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在甘心签字，稍有肠肺，当不至此。”意思是，当年的二十一条已经背上了骂名，这回不能再卖国了。
陆征祥可以说也算保住了晚节，问题是，怎么给北京方面交差呢？段祺瑞还指望着一战期间和日本签订的各种密约拿钱打孙中山和各路其他军阀，如果不签，日本人翻脸怎么办？
将在外，君命可以有所不受。陆征祥把皮球踢了回去，让北京“立电速示”。
王正廷与顾维钧一起出席了中日大辩论会议。他们各尽所能，尽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在拒签和约问题上，王正廷首先表态：“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在北京政府下令签约的紧要关头，他违背禁令，通电国内揭露北京政府的训令内容，表示“誓必死争”，痛陈一旦签字则中国“气馁势孤，永劫不复”，激起国内舆论激烈反响。
由于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欧美同学会于民国八年（1919年）3月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声援中国代表团。除了通过联络渠道发通知外，还在北京《晨报》登报告知：“欧美同学会开会：欧美旅京同学会会员定于本月五日在石达子庙本部开会，讨论要政。”4月5日到6日，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与会者对巴黎和会尤为关注，面对日本窃夺山东权益的严峻形势，群情激愤，一致决定并立即行动：首先致电学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代表团。电文中说：“力争发言，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随后立即以欧美同学会的名义，向国内外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点包括“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
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5月4日下午，欧美同学会于南河沿会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于青岛问题的应对办法。5月7日，欧美同学会再次开会，与会者公推当时在北京政府法律部门工作的欧美同学会评议员王宠惠为主席，讨论了由会员吴赉熙草拟致各国使馆的英文请愿书。请愿书首先声明，日本以武力要挟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决不能据此攫夺中国胶州；接着，请愿书希望友邦各国主持公理。会议推举了12名代表赴英、美、法、意使馆陈述。会后，代表们立即前往各使馆递交请愿书。会议同时还通电巴黎和会，电文表达力争收回山东主权的强烈主张。
5月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继北京欧美同学会发出对内、对外通电之后，上海、南京欧美同学会也于6月23日联合发出了对内、对外的拒签和约的通电，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签约的严正立场，这是第一次不同地区的欧美同学会联合发表通电。
这时候，国内五・四运动的热火开始燃遍整个华夏，对巴黎和会上诸种不合理的决议群情激奋。6月2日，陆征祥接到北京让他签字的命令，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局中。这个字一签，怎么有脸面对国人？
6月9日，陆征祥请辞外交次长，把签字的决定权留给了临时入团的胡惟德和王广圻。6月14日，陆征祥再次称病，住进了法国圣克鲁德医院。六月二十五号《远观周报》访谈王正廷时，王正廷慷慨陈词：“日本之占，此不仅有害于中国，并且危机世界之治安。许日本在山东有特殊之地位，不啻增加日本在中国统治之权，向使日本一方面开采山东之矿产，一方面使用山东四千万之华民。其为害于世界，不亦大于德国多多耶”。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实现中国拒签和约。后来王正廷回忆称：“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民国八年（1919年）9月10日，王正廷和陆征祥一起代表中国签署《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开辟了中国加入国际联盟的途径。
民国九年（1920年）9月，王正廷出任北京外交部和约研究会会长，次年5月成为中国出任海牙常设公断法院第一位公断员。民国十一年（1922年）3月，王正廷被北京政府任命鲁案善后督办，主持接收山东权益。谈判波折横生，双方唇枪舌战，开会71次，历时五个月之久，终于达成协议。12月10日，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接收胶州租借地行政权。在《接收青岛纪念写真》的序里，王正廷回忆道：“昔余督办鲁案，对于交涉之如何进行，接收之如何准备，善后之如何措施，夙夜惴愓，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负国人之望”。
而王正廷在中国外交史上的最大贡献则是主持了南京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宣告将要求与各国按照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重订新约，“改订新约”运动由此展开｡ 7月，王正廷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签署《中美关税条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后，他以外长身份又与订有关税条约的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签署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条约。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日也签署了类似条约。中国关税自主基本实现。
在“改订新约”运动中，王正廷还主持了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的谈判，收回了上海两租界的司法管辖权，建立了租界内的中国法院体制。对于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王正廷没有提出全面的交涉和实施计划，但通过努力，收回了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厦门英租界、威海卫英租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