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一种伴随国家产生而产生的经济行为，财政对民生和政权的稳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早在周朝就有专门管理财政的官员，历代管理财政的部门名称虽然各有不同，但其地位则是相当的高，尤其在清代地位一度压过吏部，排名第一，所谓“六部以户部为至要，凡总理之大学士及满尚书，皆以眷注第一之人为之，必兼提督及内务府带钥匙，此嘉、道年间风气也。吏、刑二部次之，工部又次之，礼、兵二部又次之”，可见清廷对财政的重视，有人也对清朝的财政收入颇感兴趣，下面就将清廷财政收入以及结构做一番讨论。
清代前中期财政收入与结构
在清代前中期，据乾隆朝《大清会典》及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划分，清朝前中期财政收入的构成主要是田赋、盐课、关税、杂赋四大类。其中田赋是对民田、屯田等田制类别的直接课税，有民田赋、屯田赋、旗地租、官庄田租、学田租五种形式；盐课一般来说是对食盐消费群体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关税则是商人征收的商品过往税；而杂赋其构成比较复杂凌乱，而且史书标准不一，按《清会典事例》的分类为芦课，茶课，金、银、铜、铁、锡、铅、水银、朱砂、雄黄矿课，鱼课、田房契税、牙帖商行当铺税、落地税等。
这些税种的具体数目有清200多年每年各有不同，我以乾隆十八年的税收为标准列出，以使读者了解清前中期税收的大概结构（以下数据尽可能以乾隆朝《大清会典》为准，而会典缺载的数据以《清朝文献通考》补之）。
民田赋：银29611201两、粮8406422石、草5145578束（乾隆朝《大清会典》）。屯田赋：银503557两、粮373石（乾隆朝《大清会典》）。学田租：银20069两、粮18507石（乾隆朝《大清会典》）。旗地租：银202267两（据《清朝文献通考》补）。官庄田租：银38924两、草121709束（据《清朝文献通考》乾隆十六年数据补，实在找不到十八年的）。盐课：银5560540两（乾隆朝《大清会典》）。关税：银4324005两（乾隆朝《大清会典》）。芦课：银198250两（乾隆朝《大清会典》）。茶课：银65336两（乾隆朝《大清会典》）。渔课：银24412两（乾隆朝《大清会典》）。契税、牙当税、落地杂税、铺税：银1052706两（乾隆朝《大清会典》）。贡赋：银41939两、粮7700石（乾隆朝《大清会典》）。金课：66两；银课：67298两；铜课：10825两；铁课：2152两；铅锡课：3186两（据《清朝文献通考补》）。
这些正项财政收入加起来为41726733两，而清朝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田赋收入为30337094两，占总财政收入的72.7%，稳居绝对第一；盐课占总财政收入的13.3%；关税占总财政收入的10.3%；杂赋占总财政收入的3.7%。
值得一提的是清廷还有耗羡银和常例捐输两项据《清会典事例》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统计》，清代征收的耗羡银时在200万到400万两之间。而据《圣武记》记载，乾隆年间的常例捐输为300万两，但实际的捐输情况并不能达到此数，这两项有一定的波动性，故列出来单独讲一下。
总体来看，清朝前中期的财政数据是相当稳定，基本上是在在稳定额赋的基础上，稳定岁出，甚至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急剧下滑的情况，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项岁入仅3871万两，比乾隆十八年（1753年）下降了300多万两，下降幅度不可谓是不大。
清朝后期财政收入与结构
清朝后期的财政以鸦片战争做为分水岭，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原来量入为出的财政已然让清政府焦头烂额，为了应付危机，必须想方设法搞钱，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旧有的税种上加增；二是创设新的税种。
清朝在地丁银收入上几乎没有多少变化，盐税、杂赋等增加幅度也是相当有限，可见传统税种，即所谓的常税的潜力在当时已经很有限。而清朝在光绪年间财政总收入高达8000多万两，完全得益于新的税种的增加，一个项目是厘金，据《清会典事例》记载，原是为了应付太平天国战事，清廷在各省设卡抽厘，征收百货税，但太平天国起义平息后，并未取消，反而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新税种。另外一个是洋税，就是指进出口关税，这个也好理解。
这两个税种使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就比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厘金加上洋税总计为27777527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6%，以往占财政收入大项的地丁银比重大为降低，这也标志着传统的封建财政开始瓦解。《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唯查自咸丰、同治年以来，各省出入迥非乾隆年间可比。近来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等为大宗，而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等为巨款。”
而在清朝宣统年间，清廷的财政收入竟然高达2亿两之巨，比光绪年间的数据还要高两倍多，其数字的加增确实飞速。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财政收入结构较为稳定，而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无论是在数额还是结构上变动幅度较大，与社会性质的变化相关联，象征着传统的封建经济逐出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