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用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修辞手法，指借用前人的句子又经过自己的艺术改造，历史上很多名篇都用了这种手法，比如李白的《将进酒》。在这首诗中有一句“烹羊宰牛且为乐”，这句化用了曹植的《箜篌引》：“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后面还有“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说的也是曹植，因为曹植的封号是陈王。所以这句跟李白有没有杀牛没关系，跟唐朝杀牛犯不犯法也没关系，完全是李白对建安风骨代表曹植以及贵族生活的表达的引用，用来抒发自己的情绪。
按照《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说法，李白有一百一十三首诗歌化用或直接套用了曹植诗文中的词句，为此有人专门研究李白跟曹植二人诗歌的传承性，足可见曹植对于李白的重大影响。
再说一下，古代杀牛真的犯法吗？还别说，真的犯法。
因为古代长期是农耕社会，畜力几乎是农业生产的唯一动力，而牛是使用最早、最普遍的耕畜，被称作“耕稼之本”，牛的数量直接影响着农业耕作质量、劳动效率和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否和国家兴衰。
早在西周时期，关于保护耕牛的法律就已出现，即便是诸侯，无故也不能杀牛，只有祭祀等重要场面才能杀。此后历朝历代，都把禁杀耕牛载入律法，老弱病残的耕牛宰杀，也得经过官府查验。
然而，以上这些只是法律条文，具体实施过程却不如人意，历朝历代其实都有私杀耕牛的现象。
比如上面曹植的“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可以说他是王爷，有特权，但这也说明，特权阶级犯这种法，是没人管的。特权阶级没人管，那平民百姓呢？只要攒够人数，也是管不了的。
比如宋真宗时期，司勋员外郎孔宗闵曾上书，说“浙人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于屠杀”，在这种风气下，杀的显然不止法律允许的老牛，壮牛肥牛不在少数，可犯法的人太多了，一整个地区都是，根本抓不完，孔宗闵也“请释不问罪”，宋真宗同意了，于是这事不了了之。
宋朝盛行杀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杀牛赚钱！《宋会要》载：“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二三百斤，肉每斤价值需百钱，利入厚故，人多贪利，不顾重刑。”人为财死，卖一头整牛才几千钱，杀了卖肉就是两三万，翻了好几倍。
在这种情况下，官府要想整顿，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很多地方干脆放弃治疗，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亲自下场大吃特吃。更绝的是莱州，直接设立了牛肉税，也不谈犯法不犯法了，只想从旺盛的牛肉贸易中分一杯羹。
这种风气也不只限于宋朝，像《水浒传》、《三言二拍》这些小说都是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别指望作者翻典籍按照几百年前的社会情况来写，他们写的就是当下，从这些作品就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民间吃牛肉的盛况，跟宋朝是一模一样的。
总而言之，古代禁止杀牛的惩罚明面上要严厉的多，可实际上执行强度并不高，又有利益诱惑，杀牛、吃牛肉这种事自然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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