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10年前，蔡崇达《皮囊》里的这句话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温暖的语言疗愈了许多读者。
《皮囊》是蔡崇达“故乡三部曲”的起始：后来的《命运》，以及刚出版的《草民》，都围绕他的故乡——福建泉州东石镇徐徐展开，描摹无数小人物美好、坚韧、壮硕的生命故事。
泉州的海滩，图据视觉中国作为蔡崇达“故乡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蔡崇达格外关注读者对《草民》的评论。一些读者表达与故事共鸣的信息让他红了眼眶，“（他们）对我说，我也是‘许安康’，我也是‘蔡耀庭’，谢谢你，黑狗达（蔡崇达小说里‘我’的名字）。”
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蔡崇达说，创作这些故事就是想告诉读者，“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并不孤单，因为还有亿万个灵魂也曾困顿在这里。”
壹
写《草民》，蔡崇达几乎耗费了全部心力。
回忆起来，他说当时是一种“拼了命的写作”。写到一半，双脚开始浮肿，膝关节像是受了重击般莫名肿起来，还出现了痛风症状。上直播时，观众看他双颊绯红，留言问他是不是喝了酒。他为此苦恼：“那其实是面部发炎。”
蔡崇达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皆正常，医生没办法开药，只能告诉他，休息吧！是精神太用力导致的免疫系统紊乱。
但他没办法停下来，这本《草民》被蔡崇达赋予了许多期待。它与先前大火的《皮囊》和《命运》不同，不再只讲“阿太”，而是借由身为作家的“我”之眼回望故乡。全书延续“蔡崇达风格”——聚焦那些如野草般的人们咬紧牙关对抗命运巨浪的故事。
书籍目录设计得有趣，七篇故事的标题仿佛正在被风吹拂。“疾风劲草”，这是蔡崇达与设计师共同商定的设计，在风中相互拉扯的、充满韧性与力量的小草，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
“在压力巨大的社会，大家需要这样一本如草一般‘根部’互相缠绕的书。”拿《命运》做比较，蔡崇达形容，写《命运》就像是往深处挖井，只要牢牢抓住阿太与命运抗争的主线，就能一口气地写到最深处，越写越亢奋；而《草民》像是用自己的根系连接更多个体的根系，写那些“匍匐在大地上的人”的故事，有更多的哀伤与无奈。
正因为如此，《草民》与先前两本书写作方式上有很大不同。此前，蔡崇达擅长使用大量咏叹调般的叠词和排比，比如写“我”的奶奶去世：
直到有一天，我早上端饭过去，坐在奶奶边上等啊等，等到九点多，奶奶还没醒来。阿母来问，我说，奶奶还在睡呢。
等到中午，奶奶没起来。阿母要我叫醒奶奶，我摇摇手，轻声说，奶奶还在睡。
等到下午，奶奶还是没起来。阿母蹲在奶奶房门口呜呜地哭。我恼极了，还是轻声说：奶奶还在睡，不要吵奶奶。
奶奶那一觉太沉了，奶奶真的睡成一棵树了。我终于忍不住小声地对奶奶喊：奶奶起来了，我害怕了。
奶奶没起来。
我也开始呜呜地哭：奶奶你起来吧，我真的害怕了。
奶奶最终还是没起来。
蔡崇达说，这样的写法类似于他们老家那边的招魂仪式，“像是通过召唤灵魂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
而《草民》不一样，用蔡崇达的话来说，必须要“找到‘草民’生活的状态”，要舍弃掉习惯性的文绉绉、多修饰描写，而是要准确的、粗粝的大白话。
贸然改变写作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蔡崇达一度写到7万多字，接近全书篇幅的一半，某天早晨突然意识到，自己仍然“用的是一种特别精英化甚至俯视的语言去写《草民》。但你俯视他们，你是回不到他们中去的”。
他一狠心，把书稿全部清空。“我也生活在《草民》的故事里面，里面有我的亲人，我珍视的家乡的人。”蔡崇达说，写作的时候他希望能给这些面对磨难的人们一点希望与光。他让各个短篇之间的主角与配角相互穿插，就像“彼此与彼此的命运相互拥抱。”
贰
幸好，我出生于海边，自小就知道，这世间许多东西，日复一日在相互撕咬着。有的撕咬是寂静的，比如白日与夜晚。它们连些许的呻吟都不愿透出，但终究咬出了漫天血红的晨晕与晚霞。
这是《草民》的开端，一切关于泉州东石镇的故事，都从这位“幸好出生于海边”的蔡崇达笔下流出。
在这里，有二十多公里的海岸线。闲时，他爱在沙滩发呆到夕阳西斜，回家穿过小巷，巷子里的婆婆总是拉着他，偷偷跟他讲自己儿媳妇和孙子的事情，讲她有多担心在外闯荡的年轻人，还讲那些儿子咬着牙不肯告诉她的东西，但实际上她早就已经知道了。
泉州的海边 图据视觉中国他还爱去附近的寺庙义工团里蹭蹭斋饭，那个激动地向众人宣布“我要死了”的蔡桂花的故事，就来自这里。
“但年少时，其实不觉得故乡是美好的。你会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蔡崇达说，在写《皮囊》之前，他也像大部分游子一般，对故乡抗拒甚至厌烦，“在那个阶段，身上就像是长出一些欲望，无法用现有的精神框架解释，于是会觉得家乡甚至家人的生活太土了。那时即使不知道远方到底是什么，也无比渴望去远方。”
如愿离开家乡的蔡崇达，很快实现了年少时立下的目标，他从事媒体工作10年，直到父亲的去世，仿佛一把将他从一路高歌猛进的生活中拽住，使他陷入新的迷茫，“我突然不知道怎样去展开自己的生活，如何生出新的精神秩序，我一无所知。”
也就是那时，蔡崇达决定开始创作《皮囊》，试图刻画过世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和一个个构成自己最初生活的那些乡邻，“他们命运是如何行进的，在这里亿万个灵魂是如何跟人生的各个卡点相处的。”
蔡崇达故乡已如同空气一般弥漫在他的书里。写海浪，别人写“哗啦哗啦”，蔡崇达写海浪是“唠里唠叨”，尖着嗓子问那些讨大海的人“你怎么活啊？你怎么活啊”；写夜里的黑，蔡崇达说那是浪一般翻涌着的一团黏稠的黑，是去往城市后再也体会不到的“真正的夜晚”；还有写背着观音的“曹操”去世时的景象，蔡崇达用儿时看到的霞光赋予“曹操”神性：
……有道霞光直直从石板路的西边一路照过来，直到照到他的身上。曹操背上的菩萨全身都在发光，发着金色的光，曹操全身都在发光，发着金色的光。我看见曹操和观音菩萨背靠背坐着，发着光。
蔡崇达说，离开后才明白故乡的美好，“穿上短裤拖鞋，走在石板路上有咸湿的海风吹过来，我去排队买小吃，或者去寺庙里发一个下午的呆，还有在沙滩上看了无数次的落日……那些美好我很难具体回答出，但因为有层层叠叠的记忆堆在上面，你就会觉得很美好。”
“我是家乡文化的产品，我是家乡土地的农作物。并不是我的作品畅销，而是家乡的传统文化‘畅销’。”从第一本《皮囊》出版后，与故乡和解的蔡崇达越发希望为故乡做一些事，“想把远方带到家乡，‘再发明’家乡”。
他在母校设立文学奖，把在老家的房子改成了一座图书馆，一次又一次请韩寒、阿来、苏童等文化名人们去往东石镇做分享，站在乡亲们面前说出那一句“我又回来了”。
蔡崇达笑道，“最‘可怜’的是绘本大师熊亮，我要他回我家乡教小朋友画画，他开玩笑说‘我是一个知名画家，我怎么教小朋友画画？’我说我不管，反正你们都是作为我的‘乡亲’和我一同返乡的。”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他说，如今的自己已经成长为家乡的一部分，任何远游都是故乡探向远方的又一个新枝芽。
叁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的背影，影影绰绰，如同腥臭的滩涂里抽出的那一根根又灰又绿的草。我看到，他们和它们一起在摇曳，他们和它们都在被风刮倒，或者是和风舞蹈着，都在被潮水淹没，或者在水里浮游着……我知道，他们和它们都在和自己的命运撕咬着；我知道，他们和它们都在挣扎着，或者，生长着……
蔡崇达10年间接连创作的三本书，探讨的都是生死、无常、和解等人生终极命题。有读者为之感动、受到鼓舞，也有读者质疑：这是不是安慰人的童话？这些人真的过得有那么惨吗？是不是写得太戏剧化了？
比如《草民》中的那篇《秋姨的赌博》。秋姨的儿子、儿媳患有痴呆症，一生因此困顿于绝境之中。为了让自己出生后一直学不会说话孙子“开智慧”，秋姨找到了传言中被菩萨摸过头顶才去了北京当作家的“我”，每年都让回家乡的“我”摸摸孙子的头。
多年后“我”回到家乡母校演讲，为一位成绩优秀的孩子颁奖，才发现那位聪明的孩子竟然就是秋姨每年让他“开智慧”的小孙子。
“秋姨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小孩最后‘赢’了命运，也是真实的。”蔡崇达说，有时自己查看评论，很想告诉读者，普罗大众奇迹一般的胜利是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远比虚构小说更加戏剧，还有更戏剧的东西我没写出来！”
而一些对故事中人物悲惨命运的质疑，让蔡崇达感到更加难过。
那些平日里沉默着的人们，因不肯言说自己的苦难，而让那些痛苦的事情仿佛从未发生过。“许多人生活的困难，是超越现有文学表达的。还有很多难过的事情我无法写出。他们处在那样的困境里，没办法言说，许多人也不知道、无法想象他们面临了什么。但他们是存在的。”
蔡崇达说，“越是这样，我越觉得自己写《草民》，真是太对了。”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