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瑛（四川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副教授）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这是电影《小小的我》中反复提到的一句古诗，本片主人公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一直用这首诗鼓励自己，诗中描述的弱小、不起眼却自在盛开的苔花正是他于逆境中奋起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真实写照。
壹
看完全片，我脑海里蹦出来一句话，是史铁生所说的那句：“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
作为一名脑瘫患者，刘春和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他容貌怪异，身体畸形，动作扭曲，行动不便，总是承受着他人异样的目光，不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情感生活，他比别人付出加倍的努力，却仍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然而，电影并没有将他描绘成一个被怜悯的弱者，片中，尽管刘春和的行动被身体状况大大限制，仍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勇敢地放手追求自己的梦想，他是一名真的猛士。
但真的猛士，必然有淋漓的鲜血。刘春和毕竟只是一具肉体凡胎，当他面对亲人的疏远，面对爱情的失落，面对事业的失败，面对荆棘满地的人生路上一次次生关死劫，他当然也痛不欲生，肝肠寸断，甚至可能失去希望。但最终，生命哪怕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也要挣扎着开出最灿烂的花，向死而生，让这一刹那的光华凝结成为永恒。
本片不煽情、不卖惨、不飙泪，内敛克制，以一种平等的、尊重的、理解的态度呈现残障人士的日常人生，体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影片最打动观众的，绝非刻意渲染的苦难，更不是面对苦难的廉价乐观，没有粉饰和美化，没有机械降神、天赐福缘，有的只有也只能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真正严肃的态度，那是身处黑暗深处，也要奋力向外攫取光明，从深渊里用磨得血迹斑斑的手脚一步步爬上来，紧紧扼住命运的咽喉，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强者姿态。
贰
影片故事发生在成都，生动地展现了四川人豁达乐观又坚韧强悍的精神面貌；鲜活的成都市井生活气息带给人物真实的呼吸，活泼的四川方言俚语赋予影片灵动可亲的气质。
春和的外婆是个典型的“成都嬢嬢”，年纪一大把还没学会矜持庄重，说话做事一惊一乍，用四川话说“咋哇得很”，爱漂亮，随时要戴个花丝巾、抹个红嘴皮，“妖冶儿”；爱美食，动不动就要整一顿肥肠粉、炖蹄花，亏了啥也不能亏了嘴；爱显摆，兴兴头头搞老年乐队，自掏腰包上台唱歌。
正是外婆和她的朋友们这些成都嬢嬢标志性的热爱生活的劲头，带动了刘春和也跟着充满激情地投入酸甜苦辣俱全有滋有味的市井人间。
外婆内心敏感细腻，外在却是大大咧咧、牙尖舌怪，活到老作到老，不仅自己作，还鼓励春和作，怂恿春和与父母唱对台戏，不顾身体条件，想干啥就要去干，要去爱、去打拼，她帮亲不帮理，无理也要闹三分，偏心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说她这是高度自信也好，是厚脸皮也罢，没有这份川辣子的要强，没有这“老娘偏要对着干”的心气儿，她一手带大的刘春和就不会成为敢于挑毛病的刺头、敢学牡丹开的苔花。
都说天府之国，其实四川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多穷苦的地方，生活的重担锻打出四川人一身的钢筋铁骨，在外婆这样讲吃讲穿讲安逸的下里巴人的表层下，是四川人上则舍生取义、壮烈报国，下则笑对人生、负重徐行的豪情和达观。在四川，活就要活得漂亮，活得敞亮，活得攒劲儿，活出痛痛快快、有血有肉、带笑带泪的真人生。
叁
如果从世俗，或曰“理性”的视角审视，刘春和的诸多抉择似乎忽略了身体的枷锁，显得肆意而不羁。如果他愿意遵循世人眼中的“标准残障轨迹”，安于平淡，舍弃那些关于事业、爱情与社会价值的梦想，他的生活无疑将波澜不惊。
然而，他偏偏选择逆流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许多少有些自不量力的任性和不智，但这恰恰是人的进取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体现。影片深刻描绘了刘春和对生命奥义之所在——自由、责任、个体独特性的无尽追寻。它不仅是个人奋斗记录，更是对人类普遍困境与挑战的探讨。
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野出发，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和本质主义都不合理，人类存在的本质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和能力去创造自己的生命意义。刘春和虽然身体残疾，但他仍然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外婆圆梦，也拼尽全力寻求自己人生的坐标，他的选择和行动绽放着人性尊严的光辉。他的勇气和坚持证明，即使面对极端的困境，生命仍然有其不可抛弃之重。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句：
即使到了生活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找出活法活下去，生命总会有用处的。
刘春和竭力挑战自我，追求梦想，但这仅仅靠他自己是做不到的，影片还展示了家人、朋友和社会对他的关爱和鼓励。残障者的存在如同一个特殊的“他者的面孔”向社会呈现，身体的问题使得他们很多方面处于弱势，然而他们也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需要社会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包容。关爱残障人士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是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而关爱残障人士，首先需要残障人士的需求被看到、心声被听到，文艺作品在这方面大有可为。迄今，我们的文学、戏剧和影视还没有充分去描摹刘春和这样的“他者的面孔”。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口数量2023年在9000万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是6.34%，涉及2.6亿家庭，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却也是在文艺作品中缺位的、失声的“沉默的大多数”。
最近，《假如，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小小的我》两部以残障人士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约而同将故事地点设置在四川，这是四川文明包容的风气受到普遍认可的体现，也是电影出品方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两部影片通过展示福佳艺、刘春和在社会中的遭遇，批判了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呼吁社会理解和尊重残障人士的情感与命运。我为这样的电影大声叫好，也希望有更多的艺术作品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普照草根席。
编辑 苏静
